|【金融观察】王永利：信用货币的重大突破与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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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利/文数字货币渐行渐近。但形态变了，不等于货币的本质会变。
从有形到无形，行至今天的信用货币体系突破了什么？待解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
现在，世界各国的货币早已从实物货币（如黄金）转化为信用货币，但人们对货币为什么必然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信用货币体系有何突出优势和风险隐患，应该如何有效掌控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却存在非常大的模糊或误解，理论上非常混乱，实践中问题突出。
当前， “数字货币”的发展鱼龙混杂，关于货币的起源与本质出现诸多说法，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存在激烈争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零利率、负利率以及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就是这种状况的充分体现。
而变与不变之间， “币值监控与总量调控”体系是否与时俱进了？
换言之，如果说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解决了货币供应的不足，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则是——货币的超发与失控。该如何“勒住”信用货币的缰绳？
何谓货币的信用
首先，需要回答货币为什么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
一般认为，货币的基本功能包括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但实际上，货币的本质功能就是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其他都是派生功能。
要充分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就需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保证一国的货币总量能够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能够随同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减变化而变化，具有可调性、灵活性。
这样，传统的自然实物货币，由于其实际供应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实物的自然储存量、开发或加工量等，很难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的变化相适应，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甚至在国际贸易中，由于贸易的严重失衡导致货币的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相互战争。即使是金本位制下的纸币，也同样存在“特里芬难题” 。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实物货币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同样需要以新的货币加以标示。
货币则必然脱离自然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其本身可以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可以成为纯粹的数字）。但它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是因为一国货币总量是以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作为支撑的，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信用基础之上，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所以，这种货币被叫做“信用货币” ，也被称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
信用货币的“信用” ，是整个国家的信用，而不再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的信用，也不是政府或财政自身的信用（并不是以政府税收为担保的）。货币不再像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那样，是央行的负债，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不再承诺货币持有人可以用货币向央行兑回黄金或其他东西，所以，货币不再是债券，而更像是社会财富价值的法律权证（财富证券化）。
这就是货币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的根本原因。由此，也引发货币投放渠道与运行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投放渠道之变
这个时候，信用货币需要新的货币投放渠道。信用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包括：
1.　货币投放机构购买货币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
为确定货币币值，货币投放机构首先需要通过购买社会上最为认可的财富，特别是传统上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以及国际上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国际硬通货）等，作为货币的价值对标物（锚定物）和储备物。由此投放的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