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周振华：全球化的“终结”？后疫情全球城市的新命题( 二 ) 过去的离岸市场中

是全球离岸还是近岸布局需要看具体的产业，比如食品、制药、家具、集成电路等可以实现近岸布局，因为从研发、生产到销售都相对集聚。但有些产业无法完全退缩回某一块区域。
跨国公司之外，国家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发达国家发现，从口罩到呼吸机，一些关键的医疗设备和防护材料需要临时从全球采购，这也会促使人们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
澎湃新闻：疫情和贸易摩擦会加速这种转变吗？
周振华：我们的预判是这样，更多跨国公司会考虑近岸布局。
为什么跨国公司几十年前要全球布局，现在转而考虑区域化？因为当时的条件不成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制造能力，不具备在区域内布局产业链的基础。 “亚洲四小龙” ，和后来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都受惠于加工经济，是离岸产业链的一环。现在，新兴经济体成长起来了，经济水平和制造能力都有了大幅提升。
如果转向近岸布局，对中国而言，一定会出现一些产业的撤离。比如，一些面向北美市场的公司会选择将制造基地放在墨西哥，而面向欧洲市场的就在欧洲范围内选址设厂。而在亚洲，印度和东盟都有可能承接一部分生产力，当然最初这些地区的生产规模可能并不大。
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国能否在这轮调整和转向中找准位置。
我前面提到，跨国公司看重潜在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能力，这块中国有优势。印度的潜在市场也很大，但产业配套能力和基础设施条件等还不够。
过去的离岸市场中，中国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目前是中国尝试产业链升级的机遇。
澎湃新闻：区域化产业链布局为何能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机遇？
周振华：看资源配置能力，在产业链上的提升意味着有更大能力实现资源配置。
以上海为例，截至2019年10月底，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10家（其中亚太区总部114家），研发中心453家，他们看重的是中国的潜在市场。但现阶段，这些地区总部大多做的是协调工作。
随着近岸布局，区域总部的能级会有所提升，为了在区域性的产业闭环中占据主导位置，其权能、功能、职能都会发生改变。全球化是既分散又集中的，生产是分散的，而控制、管理、协调功能会集中在某些点上。
上海提出要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我认为关键就是要提升它在全球化中的战略性功能。
贸易的核心在于结算清算，亚洲范围内，这块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金融也同样，不论是债券市场、汇率市场，还是期货市场，需要考察的并不只是它的交易规模，而是有没有定价权。单纯扩大交易量并不意味着在全球产业链上占到优势地位。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上海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和排在第二位的新加坡拉开了距离。但航运产业链里细分，高端的部分在于航运服务业，不是一般的货代、船代，而是在航运金融、海事服务、船长培训等等。
澎湃新闻：这对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周振华：中国的城市现在都开始重视营商环境了，但目前看来这都是比较基本的要求，想要成为区域性产业链的核心，意味着城市需要提供更多功能。
我们在一些研究中也接触了一些跨国公司的区域负责人，他们很看好中国市场，但也会谈及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信息、人员。
以上海的临港新片区为例，我个人认为，它有条件实现这些功能，比如离岸贸易、转口贸易、离岸金融等，这些才能吸引到真正能级提升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但如果只是把新片区看成传统的开发区，仅仅满足于在GDP上“再造一个浦东” ，并不意味着实现了功能提升，这不利于在产业链区域性布局中占据主导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