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从“鄙夷”到“加入”，唐代中后期商人的地位为什么越来越高？

唐代商人的职业伦理观念和社会伦理观念，在主观上，促使了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在客观上，促进了商品流通、繁荣了社会经济、增加了唐朝的国库收益。
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与消费结构的进步，商人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有唐一代，商人所形成的特有的伦理观念，对当时社会经济、意识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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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进流通，繁荣经济
唐代商人本着义利统一的理念，不怕吃苦冒险，勤奋努力，从而积累了雄厚的个人财富。在商人用此职业伦理观念为指导，发家致富的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商品流通、繁荣商品经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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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盛产木材，而扬州地处海滨，木材短缺，从江西运输良材，获利数倍，实际上。除了木材之外，从江西沿着长江运往扬州的货物，还有浮梁的茶叶、河口的竹编、南丰的蜜橘、广昌的白莲、南安的板鸭、都昌的银鱼、安福的火腿、余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镇的瓷器、泰和武山的乌骨鸡等等。
如此密集的商船，沟通了两地的经济，出现了“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 ”经济繁荣的景象。商人经商是一条纽带，也是一种媒介，在商业活动中的“交通有无” ，能够极大的促进流通，繁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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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国库收益
从唐代商人的职业伦理观念和社会伦理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人伦理观念中最基本的内容是创造财富。由于唐初社会安宁，产生了一大批富商大贾，他们富可敌国， “至富敌至贵” 。因而在国家的财政遇到困难的时候，商人起到很大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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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二年，京师及江淮借商钱物”回得以实现。
虽然此次国家的“借商”带有很大的被迫性质，但是商人在当时提供出来的个人财富，的确暂时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增加国库的部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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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了国家对商入的倚重。这里显示了，国家对商人的政策，由“借”逐渐过渡到“税” 。这一政策的转变，标志着国家对商人和商业政策态度的巨大变化。尽管是由于财政需要，才出现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但是这的确说明了国家在逐渐放松对商业的限制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因此，国家不能够忽视富商大贾这一阶层，收取固定的商税，可以保证国家得到固定的财政收益。这一点，在《玉泉子》记载的王酒壶酒后纳钱舍入安国寺故事中。王酒壶作为当时巨富，可以在皇帝面前随意出入、醉酒，可见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使得上层社会为了财政收益也在依赖于商贾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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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为了弥补国家财政上的亏空，卖官鬻爵，开始了。唐肃宗不得不宣布谕令。商人由此取得入仕的一条路径，那么他所付出的财富也成为国家的收入。到了后期，国家将“捉公廨钱”和“押船”的任务都交给富商来完成，是从政府的财政收益上考虑得失的。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属于经济绑架国家。
因为富商大户有雄厚的资金保证，即使他们完不成任务，也可以以他们的家财为基础填补剩余的空缺，故而官府总是乐于把这样的任务交付给他们来完成，不必有后顾之忧。归根到底，国家还是为了填补其财政上的空缺。 “借商”、“纳钱”和为国家办公差，无论国家以何种方式来要求富商拿出个人财产，在客观上，都达到了增加国库收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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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变社会的价值观念
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是商人阶层的形成与扩大，只有庞大的商人阶层的形成，才能促使商业的繁荣，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在南朝、隋商人阶层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商人阶层人数比前时为多。这一点，反映了唐代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