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欧洲女性思想家阿伦特的生平、著作及思想解析(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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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
流亡美国的日子，这对逃出纳粹魔爪的夫妇也并不轻松。阿伦特开始学习英语，布吕歇尔去工厂做了一名工人，阿伦特用日渐熟练的英文撰写书评，同时还为一份销量不错的德文日报的政治专栏供稿。随着生活的逐渐稳定，阿伦特也就此开启了她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新大陆这个异乡，以写作为生，并收获颇丰。
成熟：极权主义的终身创伤下结出的荆棘果
总体地去考察阿伦特的思想，并希望得出一个体系化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除了写作方式外，阿伦特并没有有意的将自己的思想构建成一个诸如康德、黑格尔一样严谨而闭合的体系，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大量的叙述中，夹杂着一些个人的观点，不过那些观点当中，还有很多是以一种冷冷的讽刺口吻讲出，如果不能切身的去感受阿伦特当时的思路的话，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前后矛盾的语义森林中。
不过她的思想也并非无迹可寻，特别是当了解了她的主要著作之后，虽然很难看得清那个思维的大厦，但却能隐约的感受到它们共同的地基和思想动力，那就是阿伦特对反犹主义、极权主义的持续关注以及对人该如何共同生存的不断反思。
对此，可以从雅斯贝尔斯的一段经历中看到端倪。雅斯贝尔斯并不是犹太人，但他的太太是。随着纳粹的掌权，战前巨大的学术名誉并没有成为雅斯贝尔斯的保护伞，反而让他步履维艰。整个二战期间，雅斯贝尔斯都是在不断地躲藏中度过的，并为自己和妻子准备了最后的道路——在被抓前自杀。有消息称1945年4月14日，雅斯贝尔斯和妻子将在“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下被遣送走，但好在3月30日他们所在的海德堡就被美军占领，这对夫妇逃脱了被押遣甚至被“解决”的厄运。
战后，很多报纸载文把雅斯贝尔斯坚持与妻子在一起并没有逃离的行为描绘成英雄所为，随后他发表声明“反对这种虚假的颂扬：失真是有害的，即使它出自善意……对这种虚假的颂扬，我们在纳粹时代以后比以往时候都更反感。我不是英雄，而且也不想当这样的英雄。 ”
雅斯贝尔斯在第一次公开表达对希特勒国家看法时又讲过类似的话：“我们这些幸存者没有去寻求死亡。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押遣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上街示威，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没有这样做，哪怕自己也遭杀害。相反，我们苟且地活着，其理由尽管是正当的，但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这个理由便是：我们的死亡无济于事。我们仍然活着，这就是罪过。在上帝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受过何种屈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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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活着的罪过” ，想必深深地刻在阿伦特的心中，作为一个犹太人，在战时逃亡新大陆，在大洋的另一边，听着同胞被屠戮的消息，她会觉得自己是为了生存而丢掉了犹太人的尊严么？这很难说，但大屠杀本身，就成为了阿伦特所有观点的起点和思想发展的动力。
从为什么是犹太人遭到大屠杀这个问题，阿伦特不断地追问，直到发现了当时的两种极为残忍又罕见的全新政治模式——希特勒和斯大林领导的两个国家体制。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极权主义，不是像很多人想当然的那样是专制的进化，而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政治模式。
随后，阿伦特又回到古时的政治哲学中，以希腊和罗马为参考，去探索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形成，这些思考成果凝结在《人的境况》中，虽然这本书一次都没有提到过极权主义，但从内容结构和结论上看，都是对《极权主义起源》的一种呼应，因为起源这本书中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来考察了极权主义，而在境况一书中，阿伦特从人类学、政治乃至哲学的角度去考察了“前极权主义”的情况。
不过，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中，还是缺少了一部分，恰好在以色列逮捕了艾希曼并准备审判的时候，阿伦特找到了这个机会，即近距离观察极权主义政权当中具体的执行人的机会。她向《纽约客》申请成为报道庭审过程的采访人员，并最终将相应的内容集结成为一本将她顶到风口浪尖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对艾希曼“平庸的恶”的形容以及对欧洲犹太组织和犹太领袖的指责，让阿伦特一时间成为“同情纳粹”、“责怪同胞”的人冷酷的人。除了跟风的大众纷纷谴责之外，在以色列、在学术领域，阿伦特也因为这本书成为“公敌” 。不过半个多世纪过去后，对阿伦特的指责平息了，而“平庸的恶”却永久地在人类的文明中流传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