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乾隆问布政使贪了多少银子？官员回答：具体数字已经记不住了！

乾隆四十六年，出现了大清立国后最大的一起集体贪污案件，甘肃一省上至布政使下至州县，共有190多名官员卷入此案。而此案中被抄家官员的数量也创下了清代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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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清史的读者一看就明白，此即乾隆晚期著名的“甘肃捐监冒赈案” 。所谓的“捐监” ，是指通过捐纳获得国子监监生资格，有了监生这个身份，就有机会进入官场。
甘肃一省官员是如何运作捐监为己谋利的？
甘肃地处西北边陲，土地贫瘠，是大清最穷的省份。按照《清史稿》的记载，甘肃的经济每年入不敷出，都需要临近的省份接济。如果要是遇到灾荒年份，官方的粮食仓储不足以赈济，户部拨款拨粮又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向来有捐监之法。
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朝廷恢复捐监旧例。具体的事务则由刚从浙江调任过来的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甘肃不设巡抚布政使为最高民政长官）负责，王亶望则主要与兰州知府蒋全迪商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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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定例，捐监不是地方富民直接拿银子去买功名，而是以“本色粮米”的方式，具体是每名捐粮四十石，这个制度从康熙朝就沿袭下来，一直没有变动。这是因为以现银捐监会产生很多弊端，地方官员会有很多渔利空间。
乾隆三十九年，甘肃开了一个不好的头，王亶望上奏朝廷说甘肃这个地方能拿出现粮的不多，请求将粮食“折色”成现银，然后由官府派人集体买粮入仓。看来王亶望自从这一天开始，就已经动了歪心思。
按当时市价，一石粮约折一两银，所以每名应捐40两。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40两银子根本买不到一个监生，布政司衙门还规定要交额外的“公仓费”7两，不久又层层加码，实际的价格则上升至每名55两。
朝廷标价是40两，实收是55两，其中7两用作公费，剩余的8两则全部落入官员的口袋。仅乾隆四十五年，甘肃收捐监生共有32760名，这样就多出了26万余两的浮收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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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收26万余两，这个数字说高也不高，摊到全省官员头上也没有几个银子。所以王亶望又想出了两个办法。
一是向户部要钱修建粮仓。前面说了，捐监由以前的现粮改为了现银，那么官府收到这笔银子后，就要统一采办粮食，如此方能赈济灾民。用官方的话说，就叫作“买谷还仓” 。
既然要大批量买谷，那么官府原有的仓库就不够了，所以就要修建大量的官仓，修建粮仓就要花钱，那么户部就要拨款。以凉州府永昌县为例，一下子就添加了粮仓70间，张掖县则一口气添了280间。
当地官府请求拨款修建粮仓，这是朝廷最喜闻乐见的。据户部的后来的统计，数年间，甘肃省花在添加粮仓上的钱就多达17万余两。
粮仓是修好了，可王亶望及通省官员却玩起了空城计。这些粮仓中仅有极少数贮有粮食，大部分都是空的。显然，所谓的官府统一买粮是句空话，大部分的捐监所得的银子被王亶望分给了一众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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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捏保灾情。捏保灾情就包括以轻报重，以少报多，甚至还有以无报有。按常理，地方实行捐监，应该是以灾情来决定具体数目的，比如需要多少赈灾银子就制定多少捐监的数量。
王亶望的办法不是这样的，他把各道府州县的一把手集中到布政使衙门，大家开个会先把捐监的数字定下来，然后根据这个数字再来人为地确定受灾情况。这就很明显了，王亶望上报给朝廷的受灾情况基本都是夸大的，而且夸大得很离谱。
乾隆觉得这事儿有点邪门
甘肃自乾隆三十九年一直到四十六年，这七年间甘肃每年都报旱灾，更诡异的是，甘肃是个穷地方，每年都有两万多人踊跃认捐，而且赴捐的人还逐年上涨。这个情况就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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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召见军队大臣就甘肃捐监一事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甘省人民艰窘者多，安得有两万人捐监？若系外地商民就彼报捐，则京城现有捐监之例，众人何以舍近而求远？是本地民人尚且不敷，安得有如许余粮供人采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