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仙说历史|武者为侠”，探究我国古代儒侠文化的演变历程，“文者为儒( 二 ) 儒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最有名

2、以天下大同为最高理想
不管在哪个时代中， “天下大同”都是文明的最高追求。不同的是，儒文化所追求的大同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儒文化追求的，希望的是在大治下的和而不同，在统一国家为大前提下的多元；而侠文化中的大同则是真正的大同，即人人平等，消除社会分级，这一观念最早出自于墨家“兼爱”的思想，想消除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分化，追求的是人人谦和有礼，社会分工明确，做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
两者的大同虽侧重于不同的层面，但的共同点就在于两种文化中“大同”建立的基础，即他们共同致力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和谐与统一，两种文化都无法直接从国家层面左右国家的发展，因此都着手于对民众道德的提升，因此这也进一步结合出了儒侠文化爱人，利人，捍卫国家以及投身社会的文化品质。

文章图片
“儒侠互通”为儒侠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儒文化与侠文化的异同又是儒侠文化出现的动力与结合点位，那么，儒侠文化出现的必然性是什么？其实是两种文化的精神资源都无法应对文明化的挑战，于是需要吸收对方的积极元素来优化自我。
1、儒对侠之“自由”的需要
儒对侠的需要体现在内在精神的完善。儒文化的传播与实现需要依附于国家，国家对于儒家而言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就是说儒家文化不可能脱离国家而存在，而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国家实行的制度其实是“外儒内法”制， “外者，表象也，内者，实质也”以儒道作为君臣，父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以法制为治理国家的核心而非儒。
正是因此，由于儒家文化桎梏与君主，其自身的“自由性”早已失去，而且万一遇上一个不认同儒家文化的君主，其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就必然会处于被动的地位，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弱书生” ，黄景仁对比评论道“百无一用是书生” 。
然而侠客文化中最突出的就是自由，他们不受制于任何人，并且远离国家权力与纷争，因此“文弱书生”对于侠文化的需要是一种必然，当国家欣赏儒文化时，儒文化必然会依附其中，借此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当这种情况不再甚至逐渐恶化时，也能够周游列国，宣传自身追求理想，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正是儒侠文化中的一部分。

文章图片
2、侠对儒“重理性”的需要
侠对儒的需要体现在应对外界事物上。之前说儒对侠的需要是需要侠文化中特有的“自由” ，同时，也正因为这种自由，侠文化也离不开儒文化。侠文化与文明社会的冲突就在于“侠”在一定程度上的反理性，具体表现为“重意气” ，侠文化中追求的自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超越了理性，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侠文化初期，墨翟所主张的“侠政”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目的明确，程度恰到好处的行为，不幸的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侠在行为方式上往往缺乏理性，行侠仗义也常常过火。
因此，对谁出手，何时出手，出手以什么程度为准…这些都是侠文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恰好，儒文化中的理性与沉稳就恰好弥补了这点，《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 ，其中的“力”就是指原始的暴力，可见，儒文化极力反对这一点，为了避免侠的“匪徒化” ，结合儒文化就是大势所趋了，而儒侠文化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有所提现，可以说结合了儒文化的侠，才是真正理想的侠。
“世有大儒，故举侠士而并包之”儒文化与侠文化在文化构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契合性，而这些契合性正构成了儒侠文化的精神内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两种文化的核心架构，儒:“仁” ， “义” ， “智” ， “勇” ， “信” ， “礼” ， “乐”；侠：“勇” ， “正义” ， “信”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一致性在于“仁义”“勇”以及“信”这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