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探索清王朝社会动荡与国力日衰的原因

在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中，清王朝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沉浸于天朝大国的幻想之中。但嘉、道之后的吏治腐败、社会动荡与国力日衰，使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外来文明的挑战中，已无法秉持以往的“闭关”政策，终在以鸦片为先导、继以炮舰为后盾的强大压力下，被西方殖民势力攻破大门，中国社会也因此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与挑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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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探索清王朝社会动荡与国力日衰的原因】人口增长与人口压力。元末连绵十余年的社会动荡与战争，造成了户口的严重损耗。明初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促动了人口的迅速恢复与增长。洪武十四年（1381），全国已有一千多万户，五千九百多万口，基本达到元朝极盛时期的水平，标志着明代社会经济与人口的全面恢复。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尤其是中叶后商品经济的相对繁荣，使明代的人口也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之中。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时，全国隶属于“民籍”的实际人口当不下一亿人。及至明清之际，自然灾害频繁与延续四十余年的动乱，使社会经济再度遭到严重破坏，耕地的大量荒芜与民众的死亡逃徙，再次造成了人口的大量锐减，顺治三年（1646）时，全国人口降至8800余万人。
在历经清初数十年的恢复与发展后，尤其是“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人口的增长亦再度复苏，康熙末年全国人口又再度突破一亿大关，恢复至明末的水平。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全国人口已达三亿余人。到鸦片战争后十年，即道光三十年（1850年），发展到四亿三千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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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了“人地矛盾”的深化与突出。早在康熙年间，人地矛盾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争地械斗、人口流移等，就已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注意。到了乾隆时代，人口过剩的压力已经明显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人口增加对土地的压力，以及土地高度集中，导致地价、粮价的不断上涨以及高额地租剥削的盛行。由于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耕地的增长，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的价值自然就凸显出来。苏南地区在顺治初年，良田每亩价格仅二三两，康熙年间才升至四五两，乾隆中叶也不过七八两，然于嘉庆末年竟长至五十多两，与乾隆中叶相比，涨至10倍。在地价飞涨的同时，米价、布价也在几十年间以数倍的速度增长。江南地区，雍正时期，每升米不过六、七文，每丈布不过三、四十文。然到了乾隆末年及嘉庆时期，每升米价达三、四十文，每丈布价达一、二百文。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农民大量失去土地，以及地价上涨，地主便利用其特权和对土地的垄断权，乘机提高地租，并提出苛刻的条件。据初步统计，鸦片战争前夕，地租额极高，平均剥削率达至50% ，有的甚至超过50% 。高额地租使得广大佃农的年生产所得，交租之后所剩无几。因此，不断发生佃户的逃租和抗租斗争。地主为了对付佃农的逃租抗租，实行预租或押租，即“凡以田出佃，必先取银两” 。嘉庆年间，押租额一般都高于地租，相当于地价的1/5～1/10 。嘉、道年间，押租制的普遍实行，加重了地主对佃农的剥削。
同时，人口的流移问题也进一步深化，更兼土地兼并的严重，流民数量急剧加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整个社会日趋动荡。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五、六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往往是此伏彼起，连续不断。而这些农民起义，大多爆发在流民集中的边远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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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腐败与土地兼并。乾隆中期以后，乾隆皇帝日益陶醉于文治武功的自我满足中。晚年更是怠于政务，失去进取精神。结党营私之风与吏治的腐败又再度抬头，贪污之风开始在官场上蔓延。尤其是宠臣大学士和珅，秉政20余年，结党营私、贪污索贿，卖官鬻爵蔚然成风。嘉庆初，和绅被抄家，抄出的的赃物和私财，总计约合白银十亿两，超过乾隆时军费十倍，相当于和绅当政二十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