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那些金榜题名的江南才子们后来怎样了？

本文转自：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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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起，崇文重教就成了江南社会的一大风气。发达的社会经济，优越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为江南文人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纵观明清两代进士题名录，江南进士占比高达15% ，其中浙江、江苏两地的进士尤多。 “江南文才甲天下”之说，可谓名副其实。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江南才子们一朝金榜题名，余生必然得意顺畅，广受敬重，甚至青史留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江南进士们不仅在仕途方面有云泥之别，在成就、声誉方面更是差异极大。
按照惯例，作为进士第一名的状元初入仕途，会被赐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一职，其他进士则大多从翰林院编修等较低职位做起，待朝廷对其能力进行充分考察后，再转任其他官职。尽管状元以外的进士们仕途起点普遍不高，但才智出众者却往往能够凭借其超卓的能力，从翰林院众多才俊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如明永乐十九年的杭州进士于谦，在殿试中仅得三甲第92名。但其后无论官职，还是对大明政权的贡献，都远远超过了同科状元曾鹤龄。又如明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苏州太仓人王锡爵，虽在殿试中不敌同是苏州才子的申时行，后来却与申一样成了大明的首辅。
不过，能够成为朝廷重臣的进士毕竟极少。大多数的江南进士远没有王锡爵等人那般幸运。如因书法超群而被钦点为康熙三十年状元的江南金山卫人（今上海金山）戴有祺，虽按惯例被赐任翰林院修撰，却长期得不到重用，甚至在康熙四十一年时因官员业绩考核仅得第三等而被降职，无奈中只得弃官回乡。与戴相比，《明日歌》的作者、明弘治三年状元钱福（松江华亭人）的际遇也好不到哪里。与戴一样，他也从翰林院修撰入仕，但仅仅三年就在大量同僚的谤议中告别了官场。
进士们的仕途差异如此之大，除去政治环境因素，主要还是其自身品格使然。一些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进士，可能老道圆滑，会为家族利益而想方设法谋上位，而平民出身，品格质朴、率真的进士则相对来说较为洒脱。如王锡爵出身于名门望族，其仕途状况直接关乎家族兴衰。因而，他不仅有“救世”之心，关注民生疾苦，更善于揣摩“圣意” ，为自己邀宠固恩。在著名的“国本”之争中，他根据万历帝不喜皇长子朱常洛，属意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这一心理，提出“三王并封” ，令万历帝龙心大悦。当万历帝因臣子们的尖锐抨击而烦闷不已时，他又呈上密疏，建议万历帝把那些抨击的奏章都当作鸟叫，不做理睬。如此顺承皇帝心意，自然深得圣眷。虽然因此而得罪了一大帮同僚，也无损根本。寒门出身的嘉定状元秦大成则不然，其入仕后不久，就深感伴君如伴虎，尽管他能够做到处变不惊，每每应对得体，但还是果断辞别了官场，回乡以教书为业。
当然，主动告别官场的进士们也并非都是迫于无奈和忧惧。由于江南商业氛围浓厚，市井文化发达，民间早有追求利益和享乐的风气。进士们也不例外。特别是那些家族中有商业背景的进士，他们到京赴考，更多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学问水平，谋一个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建立起有利于家族利益的关系网，对于官场本身并无太多执念。因此，他们往往在获得官职后不久就申请归田。如苏州“贵潘”家族中的潘奕隽，乾隆三十四年中进士，历任内阁中书、文渊阁检讨、户部主事等职。虽不算显赫，却也顺风顺水。但他在四十多岁这一黄金年龄段就主动辞职回乡了。潘奕隽的儿子潘世璜也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在乾隆六十年考中恩科探花，且不到4年就从翰林院编修升到户部主事等职位。但他一共也只做了4年京官就辞职回家。其子潘遵祁（道光二十五年进士）与祖父、父亲相似，中进士后仅数年就辞官返乡。这种对仕途的不屑，与其家族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很大关系。 “贵潘”一族自祖上起就从事浙盐贩运等生意，获利不菲。其后，尽管子弟多转战科场，但从未放弃过盐业、酱园等生意，因而家资丰厚，足可满足归隐后优渥生活的需要。对潘氏子弟来说，做一个繁庶地区的富贵闲人，远胜过官俸微薄又必须处处谨小慎微的京官。
辞官归隐的江南进士们大多生活无虞，以诗文词曲自娱。今人耳熟能详的许多戏曲作品就出自他们之手。如《鸣凤记》的作者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王世贞；《红蕖记》的作者是万历二年的进士沈璟……这与元代时戏曲作家多出身社会中下层可谓大相径庭。由于江南进士们不但有着超高的文学修养，还具有一定的庙堂意识和思想格局，其剧作往往曲词精妙，立意高远，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我国古典戏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