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约翰逊和鲍斯威尔的关系是怎样的？( 三 )

如果说约翰逊的评论可能沾染上了“苏格兰厌恶症” ，但同胞鲍斯威尔对于斯密的评价也不是那么正面。他虽然赞扬斯密“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脑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话题” ，但也批评从他身上“找不到约翰逊那种力量、敏锐和生气” 。至于斯密为何会显得保守有余、锐气不足，鲍斯威尔的解释是：尽管斯密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更倾向于用印刷文字来表达，而不是在有可能遭人误解的社交环境中表达， “他对著书立说一直念念不忘，对有可能用到书里的东西轻易不说出来。有一次他对约书亚·雷诺兹爵士说，他有一条原则，即在别人面前绝不谈论他真正领会的东西。 ”
约翰逊和鲍斯威尔都不待见亚当·斯密，斯密对这两人也没有什么好感。斯密曾经评论约翰逊说：“我见过那家伙在混杂的人群中突然直直地站起来，在没有事先告知他人的情况下，跪在椅子后面，重复着主祷文，然后又回到了餐桌的座位上。他一遍又一遍展示着这种奇怪的举动，一个晚上大约有五六次。 ”对于约翰逊和斯密这种相互看不顺眼，利奥·达姆罗施认为：“除了气质和宗教信用有所不同之外，斯密和约翰逊在思想风格上也大相径庭。约翰逊是道德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应该如何行事。斯密是社会学家，分析的是人们为何如此行事。 ”就笔者看来，这或许是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天生的气质不同，一个严谨，一个放达，加上斯密来自于苏格兰，约翰逊身上的“苏格兰厌恶症”无疑加剧了这种偏见。
这样的关系自然影响了双方的交流，因而斯密在伦敦俱乐部的作用相对有限，但他的研究无疑对于俱乐部的意义作出了一种解释。 18世纪的英国已经步入到商业社会，在《国富论》的第一篇中，斯密明确定义了商业社会的基本内涵， “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所有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都要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就是商业社会” 。 18世纪英国的俱乐部恰好是当时商业社会的缩影，亚当·斯密等学者将俱乐部其他成员的活动纳入研究的素材。同时，其他成员也通过参加俱乐部吸收了约翰逊、鲍斯威尔和亚当·斯密的思想，这种相互交换引发了思想碰撞，从而奠定了18世纪英格兰思想繁荣的基础。
文化人的思想交流成就了俱乐部的繁荣，俱乐部的繁荣也促成了文化兴盛。从历史的语境看， 18世纪的俱乐部与当今人们口中的俱乐部有着很大不同。在今天，俱乐部更多被视为休闲娱乐场所，而在18世纪，俱乐部更多的是思想、文化交锋的场域。这样的场域在英国被称为俱乐部，在法国被叫做沙龙，在中国则是书院。也许约翰逊在《英语词典》中对于“俱乐部”的解释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俱乐部对于当时人们的意义：“在某些情境中聚集的良友佳伴” 。
从这个意义上看，俱乐部的堂皇、饭菜的精美、酒水的甘醇都无关宏旨，决定俱乐部格调高低的在于参与其中的成员。在这本《重返昨日世界》中，我们看到了约翰逊、鲍斯威尔、爱德华·吉本、亚当·斯密等一批领时代之先的人物纷纷登场，他们绘就了18世纪英国文坛的底色，也塑造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