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为何明清严苛的诬告反坐律，不但抑制不住诬告反而诬告成风( 二 )

因为欠债人如果真的自杀了，债主会被扣上“威逼人致死”的罪名：
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
若威逼其亲尊长致死者，绞。大功以下，递减一等......
凡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者，发边卫充军。若一家三命以上、发边卫永远充军......
《大明律·刑律》
对于债主而言，他很难拿出自己没有因债务故意逼死对方的证据。而古代又是“死者为大” ，舆论和官府也自然会偏向死者一方，因此债主一方常常会被折腾得家破人亡。清朝康熙年间有个案子就很有代表性。
休宁县民马麟曾向县民吴显章借过粮食，虽偿还，但吴显章认为没有结清。后在集市相遇的两人因此事又发生了口角，当晚马麟跑到吴显章家附近上吊自杀了。虽有人旁证争执时，吴显章没有动手或使人胁迫，但休宁县令吴宏仍以“威逼人致死”判处了吴显章：
然麟不死于前，不死于后，而偏死于夺布之夜乎......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显章以一死报马麟于地下，亦为不可......
《纸上经论》吴宏
吴宏并不是糊涂，这么判完全是因为死者为大，希望息事宁人。因此明清两朝，很多地痞无赖也会利用这一点，去勒索没什么权势、背景的中产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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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朝廷秉持的“使无讼” 。
首先，皇朝在客观上是没有能力审结皇朝上下所有案件的，加上诸皇朝一贯的不是律法治国，而是礼教治国。为了稳固皇朝统治的基础，皇朝强调道德礼法，希望臣民通过礼教传统、道德来约束自身行为并解决纠纷，而不是通过律法、诉讼来解决。
其次，皇朝对地方官员自上而下的考绩，导致官员们普遍不愿意受理讼诉。因为诉讼被正常处理往往不被当作政绩，而处理不当（判罚不公或冤案）则会成为污点或者过错。换句话说处理得越多，出错的可能就越大。
同时让地方官员尴尬的是，他们处理的诉讼越多，可能考绩越差。因为上官很有可能因为诉讼的数量，认为地方官员政绩不佳导致地方上混乱不堪。相反没案子上报，倒是有可能被认为治下一片清明。这就是所谓的“不承认问题就没有问题，承认问题反而成了问题” 。
这些让皇朝的各级官员普遍认为诉讼就不是好事儿，甚至认为诉讼会让小民们变得刁钻、不安分。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用各种方式去抑制和降低民间的诉讼数量。
【【历史故事】为何明清严苛的诬告反坐律，不但抑制不住诬告反而诬告成风】前面提到的海瑞的断案标准，实际上就是这种“使无讼”思想的体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官府更多地只重视“命、盗、谋逆”等大案，而对“户婚田土”这种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纠纷类案件，基本都是冷处理。
明清两朝“户婚田土”这类“小案” ，平民必须经里甲调解无果后，才能到官府告状。直接告到官府，不但不会被受理，还有可能要吃板子。而里甲调解，又多偏向于地方上的大族、地头蛇，对于真正受欺辱的小民来说是很吃亏的。
除此之外，官府还在程序上限制平民来诉讼这些“小案” 。例如每年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来告；必须有诉状（也就是得花钱请人写）；限制诉讼人的身份（例如妇女不能直接来告，需要家族男性代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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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大量存在的吃绝户（家中成年男丁亡故只剩妇幼），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些妇幼被家族欺凌、瓜分财产，甚至被变卖为奴。但她们又没有资格去官府告状伸冤，往往只能自杀或者任人宰割。
因此百姓们为了让官府重视，受理自己的案子，常会想办法把自己的案子往“命、盗”上去靠。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用“跳杀救命”来进行诬告，不怕“诬告反坐”的原因是对方很难证实自己是否有谋杀的想法。
注：跳杀救命意思是发生纠纷后指控对方因纠纷或怨恨意图谋害性命，自己只是一时运气得以逃脱，但是官府不抓捕对方的话还是难逃一死。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人们诉讼时越来越倾向于诬告夸大。而官府也慢慢地条件反射式地认为平民的诉讼是在夸大其词，而不愿理睬。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为了让自己的案子能被顺利审理而愈发地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