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流动性经济学 | 安全资产、新“特里芬困境”与逆全球化——跨越“金德尔博格陷阱”( 二 ) |高薪|资产|

与廉价美元相对应的就是安全资产（safe asset）的短缺，这被认为是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危机时代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和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逻辑——新“特里芬困境” 。
安全资产指的是对信息不敏感（information insensitive）的资产（Holmstrom,2008），即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资产持有人不需要收集额外的关于发行人的一切信息，债务人的支付承诺完全可信。所以，安全资产只有在一个充满金融摩擦的世界中才有价值。
货币是最有代表性的安全资产，扩展而言，任何承诺未来支付固定金额、并无违约风险的债务工具，都可以被称为安全资产。安全资产最重要的功能是价值储藏，随着金融业务从零售模式向批发模式转型，抵押品属性价值凸显，因为这提供了一种便利性收益（convenience yield）。
全球来看，美国是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供给者，美元、美国国债、政府支持的机构证券、金融机构债务、MBS和ABS都被视为安全资产。另外，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债也可被视为安全资产。
当然，安全资产并非绝对概念， T时刻的安全资产，并不意味着T+1时刻还是安全资产。
所以，安全资产是个相对范畴，会随时空而发生变化，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私人发行的ABS就被认为是安全资产。 2010年欧债危机之前，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债也可以被视为安全资产。
安全资产短缺是近20年来全球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一个特征事实，同时也是理解“格林斯潘难题”[3]、全球失衡、2008年金融危机、利率下行和经济停滞的重要逻辑。美联储利率触及零下线，欧洲多国进入负利率区间，全球经济陷入“安全陷阱”（safety trap）。
这是一个与“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一样的概念，它有助于解释一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并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的救助措施的有效性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如果安全资产短缺是压抑利率和经济增速的原因，那么，美联储的QE1就比QE2/QE3更有效，因为前者增加了安全资产的供给，后者所采取的“扭曲操作”策略（Operation Twist）——卖出短期国债，买入长期国债——减少了市场主体持有的长期国债余额，增加了安全资产的短缺。 [4]
安全资产还能为理解全球货币体系变革，进而为全球化的命运提供新的视角，这是因为，安全资产供给者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这两者是一对矛盾，对立统一。
对立的表现是，美联储在满足全球日益膨胀的美元需求的同时，也在创造对自身提供的安全资产的需求。如果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就等于说，美联储在创造美元的同时，也创造了美国国债这种安全资产的短缺，而利率下行就是市场应对安全资产短缺的一种调节机制。在利率触及零下限时，就只能以全球经济收缩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它会压抑需求端，从而有助于缓解安全资产的短缺。
统一的表现在于，美元和美债同属安全资产，同以美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和国家信用为基础，只有在美债和美元被同时创造出来时，缺口才不会扩大，但这又在透支美国的国家信用和财政空间。是否会存在某个临界值，美债和美元是否会变成不安全的资产，从而遭到抛售？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就是一次“货币战争” ，全球开始共同承担美元这种公共品的成本，也包括美国本身。
从失衡到崩溃，再到失序和重构，是全球体系运行的动态特征。
战后全球秩序是建立在美国向持续向世界提供公共品的基础上的，美元和其它美元资产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了一个闭环，对除美元以外的安全资产的需求为美元流动性的扩张提供了依据，这两者的异质性提供了交易的需求。吊诡之处在于，随着无风险利率趋于零，美元和美债的异质性在逐步消失，而没有了异质性，闭环也就不再成立了。如果2008年金融危机被视为体系的崩溃，那目前仍处在重构的过程中，尚未达到新的均衡。趋于新均衡的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冲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