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流动性经济学 | 安全资产、新“特里芬困境”与逆全球化——跨越“金德尔博格陷阱” |高薪|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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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作为二战后全球化黄金时期的转折点已基本确立。
如同水流只有在高低有别的地形中才能形成一样，全球化也必然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失衡。在一定的边界内，不平衡往往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因为，在极端假设下，假如国家是同质的，有同样的要素禀赋结构，处于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贸易或资本跨境流动不会发生。但是，一旦越过某个临界值，不平衡必将带来体系的重构。
一定程度上，核心国家的意愿和能力，决定了全球化的进程。当前无疑是美国，因为二战后的全球化是建立在美元作为公共品，以及美国作为美元的垄断提供者和全球体系的设计者、维护者的基础上之上的。
美国在享受美元“嚣张的特权”[1]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体系运行之责任和成本。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种义务，因为她曾是这个体系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这为美国充当“世界警察”提供了合理性。当权力与责任、收益与成本不对等时，全球秩序便进入非稳态。
更确切地说，当美国感觉其从该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小于其付出的成本，或者，当其感觉搭便车者（free-rider）获得了非对称性收益，尤其是搭便车者还挑战了其规则制定权时，美国便不再有激励去维护该体系，甚至会主动破坏其建立的秩序。
【中年|流动性经济学 | 安全资产、新“特里芬困境”与逆全球化——跨越“金德尔博格陷阱”】在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的世界混乱状态时，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金德尔博格认为，灾难的根源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与金融地位不匹配[2] 。
一方面，随着制造业和经济实力的衰落，英国向全球提供金融公共品的能力衰减；
另一方面， 19世纪末，美国就取代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但在金融上，美元尚未取代英镑，纽约尚未取代伦敦，美国未能向全球提供金融公共品。毕竟，直到1914年，美联储才成立。
虽然1925年美元就取代了英镑而成为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确立起了金融霸权（埃肯格林， 2011），但美国对外奉行的却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且直到二战后，美国的金融霸权才稳固。
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是有意愿却没能力提供公共品，而美国却是有能力没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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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尔博格是“霸权稳定论”的倡导者，将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匹配视为全球失序的根源是逻辑自洽的。约瑟夫?奈（Nye J.）将其称为“金德尔博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以描述世界缺少领导者和公共品提供者所导致的混乱状态。
奈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肩负起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从而使世界再次陷入失序状态。
美国二战后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就是美元，至今无替代品。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金汇兑本位制，本质上仍然是商品货币制度，黄金-美元平价是美元信用的根基，黄金储备是美国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护城河” 。所以，它并未彻底摆脱金本位制度的约束。
特里芬（Triffen ， 1960）认为，世界对美元流动性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美国维护黄金-美元比价的义务或能力之间存在矛盾，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这就是“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并未彻底解决“特里芬困境”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美元与黄金脱钩解开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枷锁” ，但却打开了廉价货币的魔盒。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的“滞胀” ，其次是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美国自身也未能幸免，国内信用的膨胀加剧了金融不稳定，导致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