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游纪历史会说话|可为何改革刚开始进行，范仲淹就被贬了，宋仁宗要范仲淹进行改革( 二 ) 1

副宰相贾昌朝、夏竦等大官僚暗中串通，指使谏官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这一告，触到了北宋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在九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 。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物以类聚，自古以来，在朝廷上，正、邪也有两党。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 37岁的欧阳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 ，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 。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 “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
这就等于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同时也是在挑战仁宗的底线。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庆历新政来说，就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堂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下决心将范仲淹逐出朝廷。
【丝游纪历史会说话|可为何改革刚开始进行，范仲淹就被贬了，宋仁宗要范仲淹进行改革】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次年正月，宋仁宗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任命他为陕西安抚使，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同月，仁宗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州；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欧阳修则被贬官到安徽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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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儿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等到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安石总结庆历新政的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必然会中途失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仁人志士，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有趣，有料，有深度作者｜马立诚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