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下旧闻考|两百年前，天桥的渠为何开了又填？( 二 ) 乾隆皇帝|天理教|乾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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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次溪先生提到的天桥以西之斗母宫现已不存。在今永安路东口路北59路公交车站北侧，有一条死胡同，名为永胜巷，即原斗母宫的西夹道，由此可以大致判断出斗母宫的位置。
斗母宫为道观，康熙三十四年建，乾隆二十二年敕修。该观在《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光绪顺天府志》等北京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民国初年，斗母宫改建公共浴池，乾隆《皇都篇》《帝都篇》石碑被挪至先农坛北坛根。1935年《晨报》记载：“先农坛石幢，旧在前门外天桥西路北之斗母宫内，因便于保存，乃移置于先农坛外坛之坛墙下。后外坛拆除，古柏地亩皆标卖，乃又将幢石迁移于内坛。”
斗母宫之石幢移至先农坛内坛保存后，幢顶、幢身、幢座，被分别拆卸，散倒于地，新中国成立后被埋入地下。2004年底，该幢终于在先农坛北坛门附近的京青食品厂院内重见天日，现置于首都博物馆东北侧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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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所绘斗母宫、弘济院的位置亦分别与今永胜巷、红庙街78号院的位置相符，印证了张次溪先生所言。
1864年《普鲁士特使远东风景记录》中出现了最早的天桥形象。从版画中可以看到，天桥为单梁双栏石拱桥形制，桥宽至少十余米。桥南两侧地面翻起，石板零落，隐约呈方形轮廓。这有可能就是道光年间迁移两座御碑亭后留下的痕迹，与张次溪先生所言“光绪间仅余二亭之三合土基址”相印证。
开渠立碑是乾隆皇帝对北京南中轴线的一次重构。乾隆帝仿照唐代洛阳天津桥的设置，在天桥南侧开渠六道，并设置东西碑亭，为日月天汉表胜之象。
这对石碑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乾隆为什么要开渠立碑？
乾隆皇帝耄耋之年亲自主持完成了这项京师南中轴路的改造工程，其目的是“奠经涂以巩皇图”，“开国家万年有道之长也”。乾隆皇帝对自己一生的功业颇为自负，这次改造工程也是“昊苍鸿眖”，天授君权的意志体现。
南城是“明堂”（天坛及先农坛）所在，“明堂”是南郊举行国家祭祀大典的最高礼仪场所。清代《大驾卤簿图》反映了这一盛况，三千余人的祭天队伍由紫禁城出发，浩浩荡荡，进入天坛。前有瑞象前导，大象背驮宝瓶，寓意“太平有象”，中有五辂（玉、金、象、革、木五种大车）仪仗，后有鼓乐队、兵旗队，最后是36人抬的皇帝御辇，两侧还有前呼后拥的侍卫护军、文武百官等。整个队伍绵延数里，盛大煊赫。这么重要的地方，自然需要环境整治，这次改造后乾隆帝认为“风沙弗致，堙坛洁清昭敬且惬观瞻”。
南象征着万物竞相生长的繁荣景象。天子御极，面南背北，君临天下，即面对繁华市井、“国家丰豫之景”，这正是“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意义。永乐定都北京之后，于正阳门外开辟廊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形成今天前门南大街的格局。清《日下旧闻考》云：“今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即言清朝“向明而治”功逾前朝。唯向明而治、国家丰豫，才能江山永定——嘉靖帝增筑京师外城，命名中轴线南端新筑之城门为永定门，即为此意。
乾隆皇帝这次开渠，对南城的市容环境、商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后30年间，南城地区“天桥南望风埃小，春水溶溶到酒边。”“九衢车马去如织，更无过客停吟鞭。”
但是随着“林清之变”的发生，这六条水渠和碑亭相继被拆除，然清朝的国运并未改变。
（作者单位：北京市古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