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下旧闻考|两百年前，天桥的渠为何开了又填？乾隆皇帝|天理教|乾隆帝

北京的天桥始建于元代，《全元诗》里即收录有许有壬的《天桥夜月》诗。晚清诗人方济川的诗注中也说：“天桥在元朝早已有之……为元代妓舫游河必经之地。”当时天桥一带水网纵横，莲叶田田，经常泊有小艇供游人乘坐，宛如江南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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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鼻”以南疏渠立碑
天桥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晋书·天文志》记载：“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亦曰梁，为天桥，主御风雨水道。”北京的天桥始建于元代，明初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分别在天桥东南修建了天地坛，合祀皇天后土；在天桥西南修建了先农坛（山川坛），以祭祀神农、太岁。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筑外城28里，北京的中轴线由此延伸至永定门，天桥就成为中轴线上的交通要冲。
天桥两侧商贾云集，酒肆林立。端午时节更是游人如织，号曰“走桥避毒”，以祛百病；人们集于天坛坛根，进行走马射柳比赛，这种风俗一直延至近代。
清代前期满汉分治，回汉民等居于外城，各省举子来京应考，亦多住外城。文人士子就近在天桥、陶然亭一带宴饮游乐，留下了很多诗赋笔记。康熙年间，曾将东华门外灯市移于天桥一带，天坛道观（神乐署）每年还举行赏花盛会，使得天桥之地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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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首善全图中的天桥
天桥为“天子”南郊祭祀通行专用，在中轴线上跨河而建。因位于东、西龙须沟正中，故天桥又有“龙鼻”之称。
公元1790年，正值乾隆帝即位55年和80大寿之年。值此双庆之期，乾隆帝下令在天桥以南，天坛、先农坛之间自北向南，各开出河渠三道，共六道河渠。利用挖掘出的土方在两岸补植杨柳荷花，改善当地绿化环境，使得河堤美景盛极一时。
为了彰显帝王的伟绩，乾隆帝将疏渠的经过详细记录，于第二年刊刻《正阳桥疏渠记》碑一方；同时又将永定门外乾隆十八年的《皇都篇》和《帝都篇》御制碑进行了复刻，再次讴歌了北京的山川形胜和自己的乾隆盛世。两碑仿照燕墩上的四方石幢形制，在天桥之南，各兴建一座御碑亭加以围护。这在乾隆《御制诗集》中得以印证：“正阳桥南至天坛石路两旁夏多积潦。上年命于石路左右自北而南各疏渠凡三，渠中之土培以为山，周植树木，用以洁坛垣而颐涂轨。御制文纪事与御制《皇都篇》《帝都篇》，勒碑建亭于渠之左右。”这次工程共耗费帑银六万余两。自此在天桥南端东西两侧，出现了一对方形碑亭，对称设置。
【 日下旧闻考|两百年前，天桥的渠为何开了又填？】嘉道年间御碑被弃
嘉庆十一年（1806年）九月曾对天桥西侧的《皇都篇》《帝都篇》碑亭进行维修：“头停南面上层檐，添安六样黄色筒瓦十三件，勾头一件。下层檐添安筒瓦二件，勾头二件……”据此可知，当时碑亭为重檐黄琉璃瓦方亭形制。嘉道年间诗人邵葆祺至此，留下了“四角亭深十丈碑，拜手如披郊祀志”的诗句。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教主林清所部教徒兵分两路，冲进东华门、西华门。清廷火器营官兵千余人投入反攻，天理教众力不能支，归于失败。这次起义对朝廷震撼极大，嘉庆帝感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甚至下“罪己诏”表示“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就连林清部众留在内廷广场西侧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都不许拔掉，以警醒后世子孙。
林清之变后，堪舆家说天理教起义与乾隆时疏浚天桥沟渠有关，破坏了国家的王气，才导致了这场千古奇变。据档案记载，钦天监何元富、许翰等人到天桥附近考察后回奏：“正阳门居北，位属坎水，永定门在南，位属离火……凡明堂总宜平坦正直，不宜有坑洼积水，泄明堂之气。且永定门值离火之位，尤不宜积水，现在所有六处河渠似涉水火相争。理宜将两岸积土填实，六处河渠并凡有坑洼之处，均一律垫平。”
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六道河渠被填平，并改栽种树木。据历史档案记载，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天桥南侧的两座御碑亭也被拆除。两座乾隆御制石碑被分别弃置于斗母宫与弘济院中“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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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普鲁士特使远东风景记录》中的天桥与两侧碑亭基址
御碑重现分于两地
民国时期著名史地学者张次溪在《天桥一览》序言中写道：“闻父老言，桥之两侧，旧各一亭，内有方石幢一。咸丰年犹在，至同治，其一移桥东某寺。又一置桥西斗母宫，至今尚存。迄光绪间，仅余二亭之三合土基址而已，今则并基址亦渺不可寻矣。”张次溪先生记录的这段旧闻与档案记载有出入，其中提到桥东某寺为今红庙街78号。该院即为僧庙弘济院旧址，俗称红庙，建于清顺治年间，该院南侧的石幢就是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阳桥疏渠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