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气象站|那“技术中立”是怎么消亡的？，如果科技本身不会作恶( 二 ) 2020年6月29日

仿佛一觉醒来，世界即倒戈到了"技术中立"的反面。亲眼见证着一种技术观的迅速瓦解，我们或许不免错愕：不信任的种子究竟是何时埋下的？
二
现代技术中性论的里程碑事件是一场版权法官司——1984的"环球影业诉索尼案"（SonyCorp.ofAmericav.UniversalCityStudios,Inc.）。
1975年，索尼发明了"一款能够接入任何电视机，从而能够让你看到任何可能错过的电视节目的革命性新产品"——Betamax电视录像机。
在前互联网时代， Betamax的功能可谓强大：它的暂停键和快进键允许用户随时录制或播放不含任何广告的电视节目，完美迎合了上班族的追剧需求。
然而，正是这些"灰色"的潜在应用场景给索尼惹了祸。
Betamax上市翌年，深受其害的环球影业就以侵犯版权为案由，一纸诉状将索尼及相关责任方告到了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
加州中区法院判决认为，家用Betamax不构成版权侵权，发明这项"中性"技术的索尼亦不必为个体消费者的行为负责；"不服"的环球影业上诉至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而巡回上诉法院给出了与加州中区法院截然相反的判决——支持原告。
"索尼案"前后历时八年，最终被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达成判决。从本案的多数派意见中诞生了著名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SubstantialNon-InfringingUse）标准，确立了版权法领域的"技术中立原则" 。
自此， "索尼案"就成了"技术中立"观念的胜利宣言。
像多数派大法官们指出的那样，对任何一项技术的价值，我们似乎都可以在"工具性"和"目的性"两个维度上理解：Betamax的功能多种多样，索尼的意图原本不过是发明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技术如何被使用，最终在于人的目的。
换句话说，作为价值的善或恶，像被中性论者从技术身上剥了下来， "赤裸"的技术本身仍然可以是纯粹的、无偏见的。
在后"索尼案"时代，此种论调几乎成了共识——即使到了2001年， Napster案（A&ampMRecords,Inc.v.Napster,Inc.）的判决强调了P2P时代"服务"与"产品"的界限，也不过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又剥掉了一层不属于技术本身的"外衣" ，而作为基本共识和根本原则的"技术中立"从未被真正撼动——直至近年。
或许是因为相关法律问题大多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框架下即可解决， "技术中立"问题在美国法学界迟迟不曾成为一门"显学"；然而，从二战告终时起，针对"技术中立"的哲学反思即成燎原之势。应时而生的技术价值论者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TheodorJaspers）视作假想敌——在1958年的《原子弹与人类的未来》中，正是他提出了技术中性论的经典表述：
"技术本身既非善，亦非恶，但它既可以用于善，也可以用于恶。它本身不包含任何观念：既不包含完美的观念，也不包含毁灭的邪恶观念；它们都有别的源头——在人类自身之中。 "[2]
在战后反思推动的技术批判思潮下，技术价值论者逐渐在西方知识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然而，在中国， "技术中立"之争迟迟没有走上这条线性的终结之路。法理问题与种种社会议题交织在一起，更完整地暴露了人类在不断革命的技术面前日渐复杂的心态。
三
与欧美不同，现代技术中性论在中国奠基于庙堂。
19世纪下半叶，当保守主义者幻梦里鉴临四夷的中国"道统"终于被现代国际秩序冲撞得支离破碎，明智的知识分子开始将希望转寄于师法"西艺"以对抗西方，他们敏锐地发现，西方"格致之学"不同于中国的观念内核，其实是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技术主义。
1889年，李鸿章主持上海格致书院春季特考，题目要求考生简述自古希腊至近代的西方科技之发展。考生王佐才"结合时事" ，分析了他眼里的中西差异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