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天一道|从宋仁宗的“仁”到苏东坡的起起落落( 二 ) 1.宋仁宗的“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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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评论说：“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 ……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 ……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 ……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
这是与仁宗的性格有极大的关系，一个“仁字”本想虚怀纳谏，又要权衡各方，本来的优柔寡断，造就了政策左右摇摆，对于互相攻谪不加制止。而这就成了滋生党争的土壤。
本来在皇权的制约下，谏官的设置及其职能的正常发挥，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是谏官可以高举忠君爱国的旗号而飞扬跋鹿，成为朋党之争中相互攻击的重要工具，因而台谏也就成各派之间争相控制的对象，从仁宗后期开始，台谏势力便走上了病态发展的轨道，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了许多无端的纷扰，最后完全堕落成朋党之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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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结成朋党，不管近在咫尺，还是远在万里，朋比胶固，牢不可破，祸端丛生！是其党者，不管贤与不贤，都百般庇护。不是一党，不管好与不好，都百般攻击，视一党荣枯为性命，置国家大局于不顾。
所以从仁宗开始，到神宗熙宁变法，再到哲宗启用司马光打压新党，最后徽宗朝立下“元祐党籍碑” 。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党派之争延绵不绝，终于拖垮了北宋王朝。
2、也无风雨也无晴，新旧党争的受害者。
党争影响极大，但无非就是你死我活。可这里面有一个人，那就是苏轼。既不融于新党，也不被旧党接纳。新旧党争，争来争去，什么好处也没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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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新政虽切中时弊，然朝中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元祐元年，苏轼一直放官外地历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的地方官。在湖州，他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 “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说他“衔怨怀怒” ， “指斥乘舆” ， “包藏祸心” ，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于是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乌台诗案后，苏轼被新党抨击的差点掉了脑袋。没办法，就到了黄州的东坡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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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
哲宗即位，旧党东山再起，终于有我老苏施展才华的机会了，作为旧党的苏轼也回到京师任职。因为苏轼久在地方任职，体察了民情，看到了熙宁新法并非一无是处。所以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新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旧党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