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戴笠想出两个阴招，我潜伏特工为何屡次中计？它利用了心理学定律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开始向台湾溃退。
在这场大迁徙中，许多人为了买到一张船票，耗尽了一生的积蓄。
逃亡的人海里，还有1500余名肩负特殊使命的“红色特工” 。
他们乔装成商人、乡绅、小贩、职员、难民、溃兵、散勇，混入逃亡队伍，拉开了对台情报战的序幕。
这批隐蔽战线的精干力量，分属两大系统：社会部、华东局。
社会部在台人员由洪国式直接领导，负责搜集情报，包括台湾及周边岛屿的防御体系，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各登陆点的地理、水文资料，海、空军的兵力分布、通讯情况等，为制定渡海计划提供依据。
华东局在台机构是台湾省工委，由蔡孝乾负责，主要任务是发展地方成员、在山区建立“游击队”、接应渡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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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化名老郑， 1908年生，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参加过工农红军长征。
在蔡孝乾看来，几个月之后，国民党就要被赶下大海、树倒猢狲散了。
但事实恰好相反，一年过后，两大系统在台情报人员几乎全军覆没。
前国民党保密局少将谷正文回忆：蔡孝乾个性浮奢，组织发展过快；成员背景复杂，过于乐观，行踪暴露；各级组织基础与忠诚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局动摇，终至瓦解。
谷正文认为，假如在台负责人稍有几分李克农的才气，历史或许改写。
其次，在台情报网的瓦解，与戴笠当年想出的两个阴招有关。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前往小姨子马雯娟居处——位于台北市泉州街26号的一栋日式平房，落入在此守株待兔长达两个月的特务手里。
落网的头几天，保密局特务对他日夜突审。
但是，蔡孝乾毕竟见过世面，久经阵仗，对特务的问话，总是不着边际地应付，装糊涂，兜圈子。
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只得亲自出马。他是叛徒出身，当过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长，一见到老郑，就觉得这人不简单，身上有一股非常熟悉的味道：长征干部特有的自负与傲气。
谷正文冷不防说了一句：“没想到你参加过长征。 ”
老郑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参加过长征？”
随后，他自知失言，伸手把身上的西服抚平，说道：“我不习惯拷着手说话。 ”
七天后， 2月5日，蔡孝乾答应合作，前提是先到延平北路吃一顿西餐， “我想吃牛排都想疯了！”
他说，自己身上有一张10元的新台币，上面写着两个人的电话号码，一个是朱谌之，一个是马雯娟。
朱谌之，化名朱枫，是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舒同亲自派出的女交通员，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蔡孝乾和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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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答应吃完西餐，就打电话诱捕朱谌之。
国民党“大陆工作处”副处长叶翔之考虑到蔡很狡猾，可能借机逃脱，便对他直说：
“你的资格很老，我不会为难你，但希望你真心合作，不要借机逃跑，跑不掉的。再抓回来，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
蔡满口应承，待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处，冷不防窜进一家黑黢黢的木材行。
尾随的特务赶忙冲进去抓人，可他早已趁着夜色逃得无影无踪。
蔡孝乾逃走后，马上向组织示警。
由洪国式领导的社会部人员，虽然和蔡孝乾分属不同系统，双方没有发生横向联系，但岛内风声鹤唳，大家的处境都变得岌岌可危。
当时，台湾普通职员月工资约200台币，而检举一名“匪谍”的奖金却高达20万台币，抓到一名则重奖50万。
保密局上下更是一片欢呼。
要知道，从1949年下半年起，保密局没有领到一分钱经费，特务们连续7个月没有领到薪水，处境十分尴尬。
许多赋闲在家、穷困潦倒的特务，见到有钱可赚，纷纷回局里报到。
一场大搜捕在岛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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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国式迅速将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分类整理好，交给交通员刘光典。
1950年2月8日，刘光典给香港报告：“货已办妥，择日返港” 。
洪国式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不测，催刘光典尽快办好离境证。
2月28日早上九点，俩人碰面，落实返港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