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二里头遗址是夏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遗存，为何唯独没有文字？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这也是时隔数千年后我们依然能够清楚地还原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原因。不过，后一个朝代编纂前朝史书的重要前提，是前朝有文献记载传世。
比如清朝所修的《明史》，就是根据明朝自己的《明实录》等资料增减而来的，如果脱离了这种实录性质的文献，史官们就算绞尽脑汁，也不可能准确记载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所发生的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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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纵观整个历史，素有“第一王朝”之称的夏朝，无疑是个奇怪的特例。
夏朝的文献在周代以来的史书中屡有提及，其名称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等，仅《左传》就引用《夏书》内容多达15次。
【【爱历史】二里头遗址是夏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遗存，为何唯独没有文字？】而西汉时所写的《史记·夏本纪》中不仅记录了夏朝君主的世系，而且就连最遥远的大禹时期的历史，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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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曾提到，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迷惑，暴乱愈甚，乃载其图法奔商” ，孔子也曾说过“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这说明后世对于夏朝历史的记载，一方面来源于夏朝自身的文献记载，另一方面源自夏朝的后裔—西周封国杞国的追忆。
但奇怪是，目前的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夏朝有文献传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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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遗存，截至目前已发掘了60余年，虽然大型宫殿、青铜礼器群以及手工作坊都已出土，但唯独没有发现文字。
据《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器物上共发现独立存在的单个“刻画符号”30多种，但“连字成组”的纪事文字却并未发现。
而文字和符号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符号仅能表征个体器物，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古人的简笔画，而文字却能会意，也就是记载事件，并且在一定群体范围内有共同的含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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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国“刻画符号”由来已久，早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就有发现，这些符号基本以单个个体出现，用以表明载体用途或归属（族徽），可以视作文字诞生的前身，但却不能看做是文字。
二里头遗址已经是夏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遗存，如果连文字都没有，那么又何谈夏朝有文献史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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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倍感困惑是，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文化跨地域整合的特征，已分明表明此时的中原大地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很难想象没有文字的夏朝，如何传递政令、历法？早于夏朝的新石器时代已有文字雏形初现，为何到了夏朝却突然销声匿迹？
事实上，先秦文献所引用的夏朝历史记载用词规范、语意凝练，绝非通俗的口传方式流传，必然有文字作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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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后世文献对夏朝历史的清晰梳理，另一方面却是夏遗存中没有发现文字的考古现实，那么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二里头没有发现夏文字，那么夏朝的历史究竟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要解开这个困惑之前，我们不得不先提一下商朝。
众所周知，商朝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也正因为甲骨文已经是一套象形、指事、会意的成熟文字系统，故而学者们才根据文字发展的规律判定，甲骨文肯定不是最早的文字，在它之前一定还有早期文字存在，比如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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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尚书》曾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甲骨文中的“册”字还保留着原始的图画形态，描绘的是“串系两条绳子，竖笔参差不齐”的状况，这与竹简的形态相似，而和出土的龟甲不符。换言之，商朝的历史的确是靠另外一种载体传承给后世的。
至于甲骨文，只不过一种祭祀用的文体，占卜完成后即就地掩埋，并非用于流传后世。所以，诸如《尚书》《左传》《史记》等史书所记载的商人史事，都来自商朝本朝的简牍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