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经观艺术研究院：中国的瓷文化对话( 二 )

经观艺术研究院：据我了解，您的设计作品在国内外获得了160余项设计奖项，并且在35岁之前便将设计界的“三大奖项”的德国红点奖—至尊奖、德国if奖收入囊中。许多人在取得这样较高的成绩之后，更多的会担心自己能否保持这样的设计水平，害怕高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您是否会为自己以后还能否保持这样一个“高度”而担忧？
杨超：对我而言，参加比赛是为了激励自己能够始终保持对设计的前沿思考和探索，因为总觉得自己的设计做的还不够好，与目标的距离还有很大的差距。曾经参赛拿过一些奖项，能拿奖是运气好，其实还有一些作品投稿出去也没有拿奖。得过的一些奖项，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不再过多地考虑这个所谓的“高度” ，而是专注于当下的设计创作。我只是个设计师，应该努力把每个设计作品和项目做好，保持一个不错的设计水平要比拿奖的“高度”更有意义。

文章图片
贺兰山岩画国际艺术节海报/杨超
经观艺术研究院：在我们传媒行业，可以说是“编辑部有一老，如有一宝” ， “经验”是衡量一位编辑、采访人员能力非常重要的标尺。而我所观察到的设计行业似乎并非如此，许多如您一样的设计师，在很年轻的阶段便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那么，在设计行业里，您认为年轻的活力、创造力和积年累月形成的经验，哪个更重要呢？
杨超：创造力是很重要的，当看到一件艺术品、一个设计作品、一个老物件或一件与设计并无关联的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有思考（这种思考是一个链式的反应），从而激发自己的设计创作，这或许是很多设计师都会有的状态。当这种状态保持了很久，甚至若干年之后，就会变成一种“经验”的积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灵感” 。当我从事了这么多年的设计创作后，发现其实设计中的“灵感”并不会从天而降，一定是在自己多看、多学、多思考后，形成的一些碎片化的能量储藏在大脑中，当你需要的时候，这种能量就会突然的爆发出来。
经观艺术研究院：在当下，面对技术与西方主流话语的双重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任重而道远。您的《ChinaSays》可以说是用瓷文化吸引世界目光的成功尝试。同时您作为资深的留德学者、设计师，想问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时面对的处境？有何优势与困阻？打破阻碍与文化壁垒的关键是什么？
杨超：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深远。曾经中国有许多艺术或文化被西方人所追捧，他们甚至照搬中国的某些艺术风格。例如在陶瓷领域，梅森陶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们学习景德镇陶瓷的技术、工艺、装饰手法，甚至连装饰纹样都几乎相同，我们的青花缠枝莲到德国后变成了洋葱纹，因为他们吃的是洋葱。可是，为什么梅森陶瓷今天能够做成一个世界著名的陶瓷品牌，而曾今辉煌于世界的中国陶瓷却尚未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效果。
我常常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理性而客观地看清当下某些文化领域的真实情况，今天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与古代相比，今天人们的生活、通讯、审美等方式完全不一样了，曾经的“经典”未必符合当下的生活和审美需求。我们是否能通过努力，来创造适合今天的“经典”文化或设计。
第二，有机地学习、吸收来自世界的优秀文化或设计的表达方式。 16-18世纪时期，西方人学习中国陶瓷文化，吸收并转化为自己的，例如刚刚讲到的梅森陶瓷、荷兰皇家代尔夫特陶瓷等。而今天，我们的陶瓷文化艺术表达方式，也应该顺应“国际性”的视觉语境，恰当地融合来自西方经典的现代设计审美表达方式，将我们的文化转化为他们能够看得懂的“语言” 。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在全球的受众会越来越大，才能走的更远。这需要包容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一种对自我文化的“自信” 。
经观艺术研究院：在您对德国布伦瑞克美术学院艺术设计教学模式的研究中，您多次强调了教学与“实践”、“市场”的结合。同时根据您在景德镇陶瓷大学、浙江传媒学院任教的经历，您如何看待当下我们国家在艺术设计领域的教育模式？以及年轻设计师更应该以书本为师还是市场为师？
杨超：作为设计师同时也是高校教师的身份，在我看来， “书本”和“市场”同样重要， “书本”使得设计作品更有文化内涵和深度，而“市场”能让设计很好的发挥它的实用价值，离开了市场和受众人群，设计作品将失去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