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从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汉政变迁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受项羽之封为汉王，据两川之地，汉二年(公元前205年) ，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至此，刘邦据秦国故地，以此为根基一统天下。后人多谓高祖之有天下，乃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与秦的二世而亡相反，汉承秦制却开创了汉家四百年之基业，为何同为法家构造的集权体制，结果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秦政与汉政的不同。
汉五年正月，刘邦即皇帝位，建立了大汉王朝。然而，天下经历了从春秋到楚汉战争五六百年的动乱，使得社会经济凋敝，以致汉初天子竟不能骏驷，汉初的统治者急需回复社会生产。同时，汉初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如此强大的秦帝国为何二世而亡？正是在面临着社会凋敝和对秦亡的反思的共同作用下，使秦政向汉初黄老政治发展。
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老一词源于战国，是道家为附会黄帝而宣称自己为黄帝的传人从而产生了黄老之学。这种黄老之学发展到汉初其内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先秦道家的要求小国寡民政治以维护小利益共同体发展到了在承认大一统皇权的条件下，要求君主施行无为而治和长者政治。
【【历史故事】从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汉政变迁】黄老思想的发展正适应了汉初统治者既要发展生产又要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于是这种思想被汉初统治者所采纳，成为了汉初统治者的“君人南面之术” 。这种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汉初长者政治与法家思想指导下的秦政相比，它在承认专制君主与法家所构造的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要求把国家机器的运转速度放到最低，以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干预，使得社会生产可以按规律安排。
在黄老思想指导下，汉初官吏多用清静无为的长者，而精干的能吏少有所为。在高祖，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几代人近六十年的经营下，汉初凋敝的社会出现了文景之治，史载：“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
然而，汉初长者政治到武帝登基之初也使西汉社会出现了一些无法应对的问题。在近六十年的无为政治下，使地方诸侯王做大，豪强崛起，同时在秦汉交替之际，北方的匈奴崛起，白登之围后的和亲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汉的国防压力。这样的现实并不是黄老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无为政治可以应对的，并且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不会安于现状。由此，西汉的政治文化面临这一次重大的转变。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先秦诸子遭到了重大打击，天下万民以吏为师。汉初，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社会各方面又迸发出充分的活力，先秦诸子又活跃在思了想舞台上。儒家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也有所展现，面对“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高帝患之。儒生叔孙通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刘邦许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遂与所征三十人西，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仪，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生在汉初仪礼方面起的作用，但儒家思想不是这时的政治指导思想。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崇尚黄老无为之术的窦太后死，改变政治思想的阻力变小。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请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被汉武帝所采纳，从此中国的政治文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汉儒董仲舒所言之儒已非先秦之儒，董仲舒本人为公羊学派传人，他所言之儒，已经融合了法家、道家、阴阳五行等思想，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天人感应”等思想，主张“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 ”这种以神权来强化君权的思想，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汉儒法家化的本质。在新儒学指导下的汉政，给专制的君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臣民对君主的义务通过“三纲五常”等思想和“化家为国”的形式潜移默化的融入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相比于秦政的刚性和军事性的去达到目的，汉政更加具有柔性和日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