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横征暴敛在宋仁宗时代正愈演愈烈

宋仁宗皇祐年间，包拯给皇帝呈递了一道奏疏。这位以刚直著称的官员在奏疏中列举了一大堆数据：
1.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朝廷供养的文武官员增加了一倍有余。
2.当下所有的官吏加起来是治理国家实际所需的三倍有余。
3.真宗景德年间，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是4721.1万两，支出是4974.89万两。
4.庆历八年，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至10359.64万两，财政支出增长至8938.37万两。
依据这些数据，包拯提出了一个问题：天下的纳税户口“有常数” ，并没有多少变化，土地的产出“虚耗”还不如以往，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长了一倍有余，这是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横征暴敛在宋仁宗时代正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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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宋仁宗形象，图片来源：电视剧《清平乐》
在另一道奏疏里，包拯说：近些年来，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官府于是在正税之外玩起了“折变”之类的把戏，以临时需要的名义改征其他物产，原定交麦子的折变成交布帛，原定交丝绸的折变成交大米。比如江淮、两浙的赋税，本来该交小麦，每斗小麦折钱34文，发运司却要求小麦每斗折钱94文，百姓的负担变成了原来的三倍。再如，陈州遭灾后，官府下令将交小麦变更为交铜钱，每斗小麦折税100文，再加上脚钱、头子钱、仓耗钱等，一共是140文，而当地市场上每斗小麦的价格仅为50文。这样征税是二倍、三倍地“诛剥贫民” ，是在搞“重率暴敛” ，是在向百姓疯狂地变相增税，残暴地重复征税。
包拯的奏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十余年后，宋仁宗嘉祐年间，刘挚被派往冀州南宫县做县令。他到任后发现，该县“民多破产” ，原因是赋税极重，而赋税之所以重，是因为官府在南宫县乐此不疲地搞折变：一匹绢的市价是1300钱，官定折变价只有500钱；一两绵的市价是76钱，官定折变价只有30钱。这意味着折变前交1匹绢所纳的税赋，折变后需要交2.6匹，百姓的负担无形中翻了一倍有余。
折变只是宋仁宗时代百姓遭受官府变相盘剥的一个缩影。
百姓耕种自家田地，需要向朝廷缴纳各种赋税。前文里包拯与刘挚提到的折变，其重灾区即民田。折变之外，还有一种“支移” ，也是北宋的自耕农闻之色变的盘剥项目。所谓“支移” ，顾名思义，指的是百姓不但必须缴纳田赋，还须自费将田赋运送到需要粮草的指定仓库。
与折变一样，在实际操作中，支移也成了官府增收的常规手段，与指定的仓库是否有粮草需求并无必然关系。因为路途遥远，百姓往往选择携带银钱前往目的地，再在当地购入粮食交差，而非直接将粮食运过去，甚至还出现了边境州郡向内地州郡支移粮草的怪事。北宋中晚期，朝廷为了进一步创收，又对支移做了改革，将民运改为官运，转而向百姓收取“地里脚钱” ，于是就出现了粮食并不出境，但人人都要缴纳“地里脚钱”的荒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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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历史】横征暴敛在宋仁宗时代正愈演愈烈】清明上河图（局部），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北宋朝廷还对食盐、酒、茶、矾和香等商品实施禁榷，也就是搞国家垄断。权力部门与利益部门挂一块牌子的结果是北宋朝廷在执行禁榷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积极” 。
汴京的酒业经营实施的是“榷曲法” ，对酒户实行“配曲” ，一个酒户能造多少酒取决于他能从官府手里购买到多少酒曲的配额，购买酒曲配额的钱就叫作“曲钱” 。
北宋中期，汴京有正店酒户70家，每年要用掉造酒之米30万石，这些酒全部得向官府购买官曲才能酿造。为了牟利，北宋官府的一贯做法是多造酒曲，再摊派给酒户，根本不管酒户是否能把酒卖出去，于是就出现了酒户“蹶产以偿”的普遍问题，很多人把家产全卖了也还不上官府的曲钱。
榷曲法直到宋神宗时才因为周直儒的建议而得到改变。周直儒上奏说：官府在汴京卖酒曲的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原因是摊派的酒曲太多。酒曲多，酿的酒就多；酒多了，酒价就要下降；价格下降，酒户就要亏本；酒户亏本、破产，官府卖酒曲的收入也会减少。最好的办法是控制酒曲配额的数量，提高酒价，每年下发的酒曲以180万斤为最高额度，闰年可以再增加15万斤。周直儒的建议得到了宋神宗的认可。但180万斤的额度仍不足以让汴京的酒户盈利，于是不得不降至150万斤。 150万斤仍然太多，又降至120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