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淑芬爱娱乐|中归联︱日本战犯三尾丰的真诚认罪与反省( 二 )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

三尾丰所属伪满洲国宪兵的主要任务是防谍活动以配合关东军作战，他们的思想工作渗透到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里里外外。具体可分为五个方面：镇压由苏联陆续派往中国的情报组织活动；镇压反满抗日运动；镇压中国共产党；积极配合关东军秘密推进的731部队细菌作战准备；配合从事化学武器开发的516部队·526部队等。
为完成以上任务，关东军于1941年在长春创建了伪满洲国第86部队，即特设化学搜查部队，下设无线电班、毒物班、指纹班、写真班、邮检班等五个班，这是个三百多人编制的庞大机构。其中无线电班配置最为强大，班长由宪兵少佐担任，专门查处苏联的无线电谍报组织，三尾丰作为骨干参与了当时他们称之为“大连事件”对苏谍报案。
三尾丰和“大连事件”
据目前查到的资料看， “大连事件”是三尾丰、长沼节二等对在大连抓捕中国人士事件的简称。
事情发生在1943年10月，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化学搜查部队（又称“满洲第867部队”）开始频繁活动之后，日军在大连地区频繁截获到发往苏联赤塔方面的信号，宪兵队随即成立国际谍报事件搜查班，在大连星海浴场附近的黑石礁抓捕了苏联地下工作员摄像师沈得龙，后又在沈阳抓捕了中国共产党员李忠善、王学年和爱国人士王耀轩带回大连进行审讯。
经数日审讯，王耀轩并未交待任何日军期待的情报，三尾丰受到搜查主任批评，于是他决定对王耀轩实施严刑拷问。经过“灌水”“火燎”等酷刑，从王耀轩那里仍一无所获。大连宪兵队除沈得龙的部分供词外，在没有任何资料和证言的情况下，以“国际谍报事件”核心人物的名义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将沈得龙、王耀轩、王学年、李忠善四人作为“特移处理”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 1944年2月末司令部批准“特移处理” 。
1944年3月1日，三尾丰奉大连宪兵队白浜队长之命率四名部下乘火车将上述四人押送至哈尔滨。到站后在严密的警戒下从特殊通道出站将四人交付给前来接应的便衣宪兵。双方在一个隐蔽处办完交接手续后，沈、王等四人便被解开镣铐，像猪一样被野蛮踹进一辆黑色铁皮面包车里拉走。
晚年的三尾丰回忆，对于送四人至哈尔滨，当年他只是感觉到作为宪兵的便利，他们只需将调查对象送至哈尔滨即可，至于接下来送至哪里如何处置跟他们是无关的，宪兵方面不需提供任何调查报告，这是宪兵的特权。但同时，尽管尚不知是被以生体解剖、细菌感染等手段残忍杀害，但最终结局他是清楚的，即那四人无论送至何处都不外乎死亡。三尾丰途中故作平静，不时用并不流利的语言与沈得龙等人交谈以稳定对方情绪，但此次不光彩的经历在其之后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
这一点在1954年三尾丰撰写的笔供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并未亲手杀害王耀轩等四人，但仍作为自己的一桩战争犯罪事实，将押送王等四人送至哈尔滨石井部队一事写入了笔供之中。这说明1990年代三尾丰对这一罪行的认罪反省，与四十年前的1950年代关押期间的认罪保持着一致性，不同的是四十年后的三尾丰在反省中将当年押送王等四人去哈尔滨时的心理讲述了出来，甚至以加害者的身份站在了东京地方法院作证，这体现了三尾丰对当年战争犯罪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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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三尾丰在731部队证言听取会上
三尾丰回国后对此次事件的认罪与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