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淑芬爱娱乐|中归联︱日本战犯三尾丰的真诚认罪与反省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千余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 1956年6-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除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对其余千余名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有期徒刑战犯最后一批于1964年4月刑满释放回国。
这批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他们始终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他们虽遭受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仍坚持活动至2002年因成员年事高而总部解散。其中一个支部拒绝解散，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如今，健在的“中归联”成员已屈指可数。
“中归联”的负责人认为，关于战争责任，执行者承担作为执行者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追究命令者的责任，这一点上“中归联”成员三尾丰做到了，他以其真诚的认罪和反省与受害者之间达成了谅解。
三尾丰的生平
三尾丰， 1913年11月生于日本岐阜县的一户农家。兄妹四人，祖辈向地主租种土地交纳租金，父亲和叔父作为军人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少年时代的三尾丰在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教育下，自幼崇尚职业军人。 1933年6月，家里接到征兵检查通知时，母亲流下泪水，但彼时的三尾丰并不理解母亲为何落泪。 1934年1月，三尾丰体检甲种合格，如愿进入“岐阜步兵68联队” ，但日本军队中野蛮粗暴、绝对服从的新兵教育使他对军队感到失望。 1935年5月，三尾丰随军到达哈尔滨。
1935年6月，对军队幻想破灭的三尾丰将奋斗的目标转向了宪兵，因为宪兵高薪酬又可免受战场枪林弹雨的危险，但宪兵是需要训练考核的，三尾丰苦学一番后宪兵考试合格，翌年到齐齐哈尔赴任。后因牡丹江抗日活动频繁，三尾丰转至牡丹江从事情报收集工作。 1941年4月，三尾丰以军曹身份调至大连宪兵队本部，后不久升至曹长，主要负责思想管理。 1943年10月参与了涉及对苏谍报系统的所谓“大连事件” ，抓捕多名中国人，经严刑拷问、威逼利诱等手段后将其中四人作为“特移处理”的“圆木”送至哈尔滨石井部队。
【小淑芬爱娱乐|中归联︱日本战犯三尾丰的真诚认罪与反省】1945年8月，时任关东军大连黑石礁宪兵队警务班长的三尾丰在大连被苏军俘获，后被送往西伯利亚战俘营关押五年。 1950年7月，三尾丰与其他原侵华日本战犯共计969人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8月，基于新中国政府“免于起诉，即行释放”的宽大政策，三尾丰等作为第三批获释战犯从天津塘沽港乘日本“兴安丸号”回国。
1987年，三尾丰胃癌手术。 1998年7月因旧病复发医治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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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时期的三尾丰
三尾丰及其所在的关东军宪兵队
据三尾丰回忆，当时伪满洲国的治安完全由宪兵队控制，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同时兼任伪满洲国的警务统治委员长，普通警察与铁路警察统一归属伪满洲军宪兵队管辖。宪兵原本的任务是维持军队秩序，但是战时的主要任务则变成为“战争区域的防谍、民心动向的监察”等。因此，宪兵平时在日本国内为陆军大臣管辖的“敕令宪兵” ，而战时则转为关东军作战序列，由“敕令宪兵”转为“军令宪兵” ，受关东军司令官统辖，兼负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责任，按照“战地宪兵作战要务令”进行活动，因此也就出现了关东军宪兵队行为野蛮粗暴为所欲为而又不必受法律约束的乱象。这也是战时三尾丰发现的高薪之外关东军宪兵队同时拥有的超越行政和军令之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