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这种侏罗纪时代就已存在的小虫，凭什么就成了“国虫”( 二 ) 蟋蟀

正是人们为蟋蟀付诸了太多情感，一些养蟋蟀的人，在蟋蟀死了之后，把养蟋蟀的用具都一起埋葬。镇江南宋古墓中就曾经出土过这类蟋蟀笼子。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迭踊，盛况空前，足观一代之风尚。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里藏有一幅南宋时期儿童斗蟋蟀情景的中国画，即为明证。
南宋宰相贾似道，编写出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遗憾的是《促织经》原著早已经失传，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是明朝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全书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蟋蟀的方式方法，关于蟋蟀的体色与其斗性，书中指出“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的说法。
从南宋“蟋蟀丞相”贾似道，到明朝“蟋蟀皇帝”朱瞻基，斗蟋蟀之风盛行，老百姓便迁罪于蟋蟀，认为此虫祸国殃民。其实，蟋蟀是无辜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大书法家黄庭坚以及文学大家曹雪芹等也都喜欢养蟋蟀玩。
明清两朝的北京，斗蟋蟀之风甚盛。明朝袁氏的《畜促织》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 ”清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讲：“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 ”
清朝的王公贵族，入关后开始附庸风雅，并嗜好斗蟋蟀。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斗蟋蟀赌博。牵头的是织造府，因蟋蟀有促织之名，也就隶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
到了民国时期，北平庙会上的蟋蟀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天，京郊周围田地、草丛、乱石堆和废墟当中，扑捉蟋蟀的人，老少皆有，成群结伙，兴致之浓，不亚于打猎和钓鱼。
蟋蟀也是书画名家喜爱的创作题材。齐白石的草虫画，或工或写，或兼工带写，均天趣盎然，妙夺天工。他笔下的草虫不是僵死的标本，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令人惊叹！齐白石对各种蟋蟀观察极为仔细，他在一幅蟋蟀图中题道：

余常看儿辈养虫，小者为蟋蟀，各有赋性，有善斗者而无人使，终不见其能；有未斗之，先张牙鼓翅，交口不敢再来者；有一味只能鸣者；有缘其雌一怒而斗者，有斗后触雌须即舍命而跳逃者。大者乃蟋蟀之类，非蟋蟀种族，即不善斗又不能鸣，眼大可憎。有一种生于庖厨之下者，终身饱食，不出庖厨之门，此大略也。若尽述非丈二之纸不能毕。

进入21世纪以来，民间斗蟋蟀的古风又复发起来。齐鲁大地蟋蟀成为拉动经济的产业，带动数十万人就业，年产值数亿元。斗蟋蟀也不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已经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民俗文化生活，蟋蟀文化作为一项古老的华夏文化，又焕发出它的勃勃生机，唱响出时代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