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毛主席：对付美国只有一个办法( 二 ) 党史

于是，与1950年代形成对比，在1960年代次数有限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美国变成了议题设置的积极一方。在近乎每一次的会谈中，美国都主动向中国表明：美军在越南战场的举动，无意于对中国造成威胁，并谋求中国协助美国解决越南问题。甚至在1966年3月的第129次会谈中，美方大使格罗诺斯基在发言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美方第一次使用这一特定词语。
然而，从1950年代中后期起高举“世界革命”旗帜的新中国，对美国的“主动示好” ，选择了“果断拒绝” ，即：一方面表明“中国不会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另一方面谴责美军在越南的举动是侵略行径，要求美军尽早撤出。在约翰逊政府时期，自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关于核裁军的问题，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另一个主题，同样是陷入僵局，无所进展。
随着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受到影响，逐步降温，美方的态度随之后退。在1967年3月举行第133次会议之后，仅在1968年1月、1970年1月、1970年2月分别举行了最后的3次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作为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即使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断时续，也没有解决中美双方实质性问题，但是，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有了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有助于中美双方互相探视、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对避免误判和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有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毛泽东虽不奢望两国之间的对抗隔绝能够在一夜之间消除，但至少有理由相信中美对抗隔绝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此外，毛泽东认为，如果新中国经过数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起来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美国来讲，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的新中国自然会比地狭人少的台湾更有吸引力，由此，毛泽东从1950年代中期起多次对中美建交做出过乐观的战略预见，尽管在1960年代初在认识上有所反复，但是，当中美接近的时机在1960年代末期切切实实出现时，他没有让时机错过，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