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文化之窗｜“给那些永远不能还乡的人”( 二 )

与此同时，纽卡斯尔市民也在好奇地观察着这些东方的远道来客，当地报章上也不时出现有关中国海军的新闻。如1881年5月13日的《纽卡斯尔新闻报》就报道了一位在“海琛”号上参观的当地人，目睹一位中国水兵因过失而被打板子的情景。该报还称赞中国水兵“形容整洁干净，他们在各种场合精神饱满的样子，可以与英国陆军或海军陆战队的任何一员媲美” 。
《纽卡斯尔日报》的一篇文章甚至将中国官兵赴泰恩剧院看戏的“盛况”描写得比那场戏剧本身更加精彩。报道者对全体中国军官在进门时投递大红拜帖的行动津津乐道，而在中国人看来再寻常不过的折扇也成了讨论的对象， “对英国人来说军人使用折扇甚为不妥，而一些（中国）军官要么没有意识到这种效果，要么对此毫不在乎。他们悠闲地使用折扇，堪比上流社会的淑女” 。
然而热闹之外，却有冰冷的现实。在那个年代，出国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些首次跨洲远航的水兵，在历经千山万水之后，遭遇异国他乡的水土不服，尤其患上重病后，身心俱疲，很难坚持住。出发时，他们不会想到，千里迢迢接舰回家，自己却再也回不了家。
“农历四月二十六日（5月23日），是夜亥初，水勇袁培福死。 ”“二十八日，雨，在船办公，是夜子初，水勇顾世忠死。 ”“二十九日，晨，葬袁培福，管驾官及弁勇皆临穴送之。地属官山，作石碑一方，书曰‘大清故勇某某之墓’ ，纪时日。 ”“三十日晨，葬顾世忠如培福。袁、顾两墓，紧接为邻。 ”池仲祐的日记中，记录了两位战友因病去世的情况。
1881年5月27日的《纽卡斯尔日报》详细报道了中国水兵袁培福的葬礼。 150人左右的送葬队伍于26日清晨5时从“海琛”舰出发，经由格鲁豪斯巷前往埃尔斯威克公墓，一路上焚烧纸钱。到达墓地后，下葬棺椁，焚香祭拜，历时约15分钟。该报特别说明了中国人选择墓地为东北—西南朝向，这样死者的头就可以指向山坡顶的方向——东方。 1887年，中国海军再次来到纽卡斯尔接收“致远”等舰时，又有三名北洋水兵客死他乡，亦下葬同一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水兵去世的波澜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消失。 1881年8月1日，池仲祐购买了两位水兵墓地的影本。 8月3日，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曾国藩的长子、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抵达纽卡斯尔，亲手将一面长方形的黄底青龙旗升上桅杆， “超勇”“扬威”二舰正式交付使用，并在海港口放炮。这是清朝第一次将龙旗当作国旗使用。从此，北洋龙旗不仅代表着北洋海军，也代表着大清帝国。
龙旗飘扬的同一天傍晚，感觉归期临近的池仲祐特意登岸去凭吊亡友之墓。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土山一座，皆墓丛也。然山门以内，夹道芳草，联络不断。诸墓皆有碑，墓上多栽花，或置杯盘及玩物等，错落散布。袁、顾两墓相去盈尺，余周视良久，为之慨然。 ”
此时，纽卡斯尔本地游人在旁边看到悲伤的池仲祐，问他是否要栽花，或放置一些物品以留做标识。池仲祐对这些好心提示感谢后，更是惆怅。晚上，到好友玛格丽特家做客时，将此事和盘托出。玛格丽特许诺，日后将在袁、顾墓旁栽花。按当地习俗，玛格丽特所栽的花应是黄水仙，这种花传递出一种哀思——“给那些永远不能还乡的人” 。
1887年6月，来自中国的水兵连金源、陈受富、陈成魁相继病逝于纽卡斯尔医院后，下葬于圣约翰墓园。《纽卡斯尔日报》当时对此进行一些报道：接舰队伍的领导之一叶祖珪率领40名船友组成的队伍，在医院中用白布裹好逝者遗体，再将他们装进棺材，同时将他们生前的衣服也都叠好，放在遗体旁边，最后盖上棺盖。棺木被安葬好后，送葬的水兵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跪倒磕头，然后在墓前烧了一堆纸钱，作为葬礼的结束。当时医院的护士还献上一对花圈。六天后，同样在凌晨4点，另一位水兵陈成魁的遗体也被安葬于此。
修缮
颇有警示意味的是，在北洋水兵墓碑旁，还可以看到三座日本海军军人的葬地，他们是在为日本接收订购的“浪速”号和“吉野”号巡洋舰时死去的，埋葬他们的日本海军接舰代表名叫坂元八郎太。 “在19世纪，中日海军对外购舰活动几乎呈现出一种互为刺激、你追我赶的局面。日本第一艘取消风帆的全蒸汽动力钢制军舰‘筑紫’和‘超勇’‘扬威’是同一级军舰，而‘吉野’和‘致远’有传承关系。 ”陈悦说，在纽卡斯尔的泰恩河畔，中日两支海军的历史也交织在一起，并始终处于一种紧锣密鼓的、微妙的动态博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