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秋天，乌兰浩特农民李献功，带着一个一个重470克的铜牌子 _小知识

2000年秋天，乌兰浩特农民李献功，带着一个一个重470克的“铜牌子” ，找到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刘振春，他紧紧握住手中的红布包，焦急地说道：“我有个成吉思汗的物件，能不能值20000块？”
刘振春打开红布包一看，原来是个金属牌子，在红布的衬托下，这块金属牌子，黄澄澄，金灿灿，特别耀眼。
他又把牌子在手上掂了掂，实打实的分量感让刘振春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由黄金制造的，可是看着李献功洗得发白的外套，实在不像是能有这么贵重东西的样子。
刘振春仔细地观察了手中的金属牌，发现牌子上除了一个圆形的孔外，还有很多奇怪的符号，歪歪扭扭的，像是文字。
李献功说，这东西在他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以为是个废铜牌，就被他扔在菜窖里也没管它，自己都快忘了。直到前几天，他在整理菜窖时，才又发现了他它。
按理说，菜窖里非常潮湿，如果是铜片，在那种环境里，早就该生锈了，可是当他把这东西从菜窖里拿出来时，一点儿锈都没有。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直觉告诉李献功，这个金属牌子，应该是金子做的，毕竟铜是会生锈的，但金子不会。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李献功找到了刘振春。刘振春除了乌兰浩特教师进修学校的副校长，也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会员，对于蒙古族瓷器有很深的研究。
【2000年秋天，乌兰浩特农民李献功，带着一个一个重470克的铜牌子】李献功告诉刘振春，他的朋友，曾在一幅成吉思汗画像上，见过和金属牌子上一模一样的文字，虽然只有两个，但既然在画像上出现，那一定是成吉思汗的名字，所以他推测这个牌子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
对此，刘振春心存怀疑，但他也承认，自己一看到，就被牌子两面的文字吸引了，这种文字看起来既像藏文又像梵文，但又都不是，为了弄清楚金属牌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刘振春找到自己的一个对金银器很有研究的朋友，张国林。
他们用硫酸纸把牌子上的文字打上拓片，之后将牌子与拓片的照片发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希望能有人看得懂上面的文字。
很快，他们就收到了回音，原来上面的文字是已经消失已久的蒙古族文字：八思巴文。
@条哥的历史手札
八思巴文是元朝初年，在忽必烈的指示下，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蒙古文字，作为一种类似音标符号的文字，单个的八思巴文只能标注音节，却不能拼读，但是只要按照不同语言的发音规律，将不同的八思巴文组合在一起，它就能标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各种语言。
自1269年起，在整个元朝版图内供官方使用。不过作为一种只有少数朝廷官员才能学习的文字，因此能认识并能流利朗读它的人极其有限。
或许是认识到这种文字的特殊性，元朝的统治者就将它应用在了军事保密方面。在当时，如果朝廷要向一支蒙古部队传递军事命令，就会让一个不懂蒙古文，但能正确拼读八思巴文的官员，将写有八思巴文的调兵令带到军队驻地。该官员会将调兵令读给蒙古族的驻军统帅听，而他也会很快明白所读内容。
但这位官员，除非他也是蒙古族人，否则就算读完全部内容，他也不会明白调兵令上的内容。这样一来，朝廷下达的军事命令在传递过程中就具有了相当高的保密性，这是一个令今天的军事学家们都惊叹不已的事情。
八思巴字通行110多年，一直用到北元时期，随着元朝的覆灭逐渐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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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专家的研究下，专家们发现这是一块金银合金的牌子，重470克，长25.7厘米，宽8.1厘米，厚约0.1厘米，金银比例为58比42 。
牌子上方的圆孔，装了一个可以活动的护套，护套的周边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磨损，他们推测这个圆孔是用来装绳子的，然后挂在马鞍上的。
两面一共刻着5行的双勾体八思巴字，翻译成汉语意思是“以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名号是神圣的。谁若不从，问罪，至死” 。
也因此，专家们将这枚金属牌子命名为圣旨金.牌，虽然不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但这枚金.牌却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唯.一一枚金质圣旨，对于研究我国古代蒙元历史和蒙古民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专家的劝说下，考虑到文物背后的价值，李献功决定将这件文物捐献给国家，目前这件珍贵的文物收藏于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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