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公司寻找下一个大生意手机厂家做什么生意好 _小知识

本文作者 | 经韬纬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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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公司在细枝末节的技术进步中徘徊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摄像头由一个变成两个，再变成三个、四个，有人甚至担心未来手机会不会全身长满摄像头——市场就逐渐失去了耐心。

即使不看出货量，你也能感受到差别。10年前，把iPhone拿在手里“切水果”的那种惊艳感，今天已经很难获得了。

作为掌上计算机，智能手机已经是个成熟产品。虽然它身上还有一些听起来诱人的潜力，比如与增强现实或者全息影像技术结合，让社交更身临其境；或者说不定连屏幕都会消失，人可以把它戴在手上或者架在鼻梁上……但这些设想就像科幻片一样只存在于想象中。

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手机厂商们需要找到下一个“大终端”或者“大生意”，才能维持它们过去每年上千亿元、甚至上万亿元的营收，以及上万人的公司体量。客厅里的电视机曾被行业寄予希望，如今是电动车。前者并没有成真，电动车能否接智能手机的班还是个未知数。

过去，中国手机公司的战略方向都是从苹果那里学来的，但是如今连苹果自己都不知道它的下一代iPhone还能不能维持人们对于其品牌的忠诚度，或许要直到它的汽车问世才有答案——前提是它确实跑得起来。无论是产品复杂度还是投资规模，造一台车的风险都比造一部手机更大。

站在十字路口，又失去了模仿对象，中国手机公司们需要独自踏上冒险的旅途。我们将用3篇文章来勾勒这个大图景，第一篇还原主流手机厂商的战略转变过程；第二篇讲述由手机芯片断供危机引发的整个芯片产业的焦虑；第三篇，你会看到手机厂商们正在想象的下一个大生意——它们在电动车领域的具体冒险 。中国手机业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淘汰赛，不管身处其中的公司将要制造的是不是手机。

手机产业拐点

鏖战高端

是拐点，还是末世？中国本土手机厂商眼下唯有集体涌进“高端”，为迎接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争取资本和时间。

快速消费品的市场末期通常都会进入价格战的搏杀，然而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刚好相反。

2021年，小米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MIX FOLD，售价9999元起；OPPO也一反常态，请了姜文做代言人——过去，手持OPPO手机登上宣传广告的多是和大学生年龄相仿的人，他们20岁左右，爱好美颜拍照、打游戏和听音乐；荣耀也声称，要把沉寂了3年的高端系列Magic重新拿出来开发投放市场。另外，其首款折叠屏手机也已经在路上了。

“得高端者得天下。”小米高级副总裁卢伟冰在今年4月接受包括《第一财经》杂志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说。这句话从以“性价比”著称的手机公司高管嘴里说出来有多违和，眼下中国手机厂商的处境以及它们的策略动机就有多复杂。

首先，市场上的手机并非供不应求。事实上，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已经连续下降了5年，从2016年的14.7亿台降至2020年的12.9亿台。刚刚过去的4月和5月，中国市场上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又分别下滑了34%和32% 。其次，早在8年前，中国手机市场的白热化竞争就促使本土手机厂商进入决战廉价手机市场的阶段，价格在千元以下的红米也是那个阶段（2013年）推向市场的，原本在中国市场领先但成本高昂的三星在那之后逐渐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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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北京的多家华为门店内都放置了用于展示华为造车能力的汽车。

2019年之后因华为折戟空出的所谓高端市场，只是令其余中国手机厂商在目前这个阶段集体抬高各自旗舰机型价码的表面原因。所以，小米一边开发着9999元的手机，另一边，小米之家继续席卷着连麦当劳可能都没有的县城甚至乡镇。两头的战略并不矛盾。

一个更站得住脚的原因是，只有鏖战高端，这些手机公司才能获得足够多的利润，从而积蓄充足的资本投资未来——尤其未来如此不确定。以其中被很多公司看中的自动驾驶汽车为例，当特斯拉为了把车开上路就已投入200亿美元、戴森花了36亿美元只做出个模型的时候，小米想要5年投500亿元造出一台“后来居上”的车，就变得不怎么有说服力了。

更重要的是成为高端品牌的过程中所累积的技术和能力。智能手机只是进入智能社会的入口，过去10年，中国的手机公司们通过快速组装、低价劳动力和本土渠道能力获得了入场券，但接下来还能走到多远的地方，以及往哪个方向走，都取决于它们掌握了多少底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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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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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analys

小米和OPPO努力变“硬”

一个正在被领头的中国手机公司首次重视的领域是芯片。很多人可能只注意到了华为，它旗下的哈勃投资引人注目。自受美国制裁以来，这个投资团队就网罗了从芯片设计、半导体设备、传感器到新材料的30多个创业项目。

但华为不是唯一这么做的手机公司。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以来，小米通过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和顺为资本在芯片领域投资的标的数量已超过华为——接近60家——其中多数是2020年才投的。OPPO也在这一年开始提速，其战略投资部揽入手中的项目超过10个。

不仅如此，小米和OPPO也像华为成立海思那样，在公司内部设立芯片自研团队。小米旗下有松果电子和南京大鱼半导体。OPPO则在2019年全资投建了一家叫哲库科技（曾用名“守朴科技”）的公司，从事芯片相关的研发。

这些手机厂商不一定想要成为英特尔或者台积电，但它们迫切需要主导自己产品里芯片电路的走向，而不是向高通、联发科等公司采购现成的差不多的芯片。

这么做最浅层的好处，华为已经示范过了。华为根据中国用户的软件使用习惯重新规划了芯片上的电路布局，发微信需要调取照片时，华为的体验就比苹果更快。

另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是，2018年，华为将第一个7nm（纳米）制程的麒麟980芯片放进其手机高端线Mate 20的时候，其他没有芯片能力的手机厂商还在从高通或联发科那里采购10nm的芯片。无论在视频流畅度还是游戏体验上，7nm的芯片都要比10nm更好。

这种既做操作系统开发（安卓系厂商需要基于开源的安卓系统改写出体现自身品牌差异的版本），也做芯片设计的模式，被称作“软硬一体化”，直到今天，苹果仍在努力让它的所有产品用上自研芯片。

公司总部同处于深圳、与华为距离不远的OPPO就遭受过没有自研芯片的损失。2016年，靠着对拍照需求的洞察和在下沉市场拓店，OPPO R9超过iPhone，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的手机。然而几个月后，2017年，华为P10手机就有了两个摄像头和更大的图像传感器，次年推出的P20摄像头增加到3个，由此改变了战局，并引领了整个智能手机行业的镜头策略，连苹果也不得不跟着学。

华为借此树立了“智能手机新定义者”的形象，它能反超OPPO等厂商，靠的还是底层硬实力——把处理照片数据的图像信号处理器（ISP）模块集成到计算能力更强的系统级芯片（System on Chip，SoC）里。

当时，“从高通采购的芯片中ISP模块并没有集成在SoC里，是我们建议了他们才改的。”一位OPPO内部人士对《第一财经》杂志说，OPPO在“影像之战”过后也开始投资芯片，这么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手机，芯片的长远价值在于物联网。

比如跨屏之间的互传。两个硬件设备之间会存在很多互传协议，包括照片、视频互传之后的调校等。如果一个硬件用高通的芯片，另一个用联发科，其传输体验就不如使用同一种芯片更流畅。反过来，物联网迄今没有真正爆发，原因也在于不同设备间的底层连接并没有打通。物联网只有实现无缝连接，才能真正产生价值。

“所以OPPO为什么考虑自主研发芯片，因为我们觉得万一哪一天，比如汽车需要一个无缝链接的场景，我们可以让更大规模的IoT产品都接入进来。”上述人士说。

想拥有系统级的芯片能力并不容易。小米已为此尝试了3次。第一次是2014年，它将第一代产品“澎湃S1”应用在2017年发布的小米5C上，但手机发热，耗电速度也变快，上市没多久，小米就降价处理了这批产品；第二次，2018年，澎湃S2连续流片4次都没有成功，装进手机后全都没能令手机开机。

澎湃S1和S2都是SoC，包含BP（基带芯片）、CUP（通用处理器）、GPU（图形处理器）、DSP（数字信号处理器）、ISP等数个模块。小米为之耗费了10亿元，但仍然低估了开发这种系统级芯片的难度。

随后小米重组澎湃芯片的开发团队（松果电子），分拆出南京大鱼半导体，专注于半导体领域的AI和IoT芯片研发，而松果继续专注开发手机SoC 。今年4月，小米终于发布了首款自研芯片澎湃C1，不过这一次，它只选择了SoC中的一个模块——ISP，负责对应数据的降噪、锐化等处理，然后生成图像信息。这个模块搭载在折叠屏手机MIX FOLD上，配合全球首发的液态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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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大概是从小米的昂贵教训中得到警示，OPPO即将面世的首款芯片也不是SoC 。在2020年2月的一篇内部文章中，其芯片战略被命名为“马里亚纳计划” 。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海洋的最深处，深度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这个代号暗示了芯片战略的挑战。

从手机芯片的一个模块，到最核心的手机芯片，再到更大范围硬件的芯片，以及最终构建出真正底层互联的物联网，小米和OPPO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这条路的开创者苹果为例，它完成所有的芯片自研用了10年时间：2010年，苹果首次发布搭载自研芯片的智能手机iPhone 4；10年之后的2020年，苹果才让旗下的iPad、Apple Watch、AirPods和MacBook都换上“苹果芯” 。

华为以软补硬

今年4月之前，华为还在面临一个二选一难题：要手机还是要鸿蒙。当时，因为缺少芯片，华为的市场份额已经跌出市场前五。市场传言华为试图复制剥离荣耀的模式，将P系列和Mate系列手机出售给上海国资委牵头的投资机构。华为事后否认了这项传闻，并声称“永不出售终端业务” 。但一位华为离职员工对《第一财经》杂志确认了那次出售洽谈的存在，“只是最后没谈成” 。

芯片采购受限后，华为有意逐步弱化硬件，向软件转型。据路透社5月下旬获得的一份华为内部座谈会纪要，任正非在今年4月同公司部分科学家和软件专家召开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做强软件”的战略：在纯软件领域，敢于领先世界；在软硬件结合的地方，重点优化软件，以软补硬。

之所以更加重视软件，任正非的说法是，该领域未来的发展基本不受美国控制，有较大独立自主权，可以“扎到根，捅破天” 。并且，他提出要发展软件的“根技术”，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编译器、编程语言，以及软件的方法论和架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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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为“以软补硬”的新战略中，被迫提前上阵的鸿蒙操作系统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今年6月初，华为正式发布了搭载在手机上的鸿蒙系统。除了用在自有品牌上的HarmonyOS，华为还给出了其他厂商也能使用的开源版本OpenHarmony 。“硬件合作伙伴既可以基于开源的版本免费使用，对于一些对产品质量、技术支持、更极致的性能和稳定性有更高要求的伙伴，我们也提供商业发行版模式……是否推出基于OpenHarmony的手机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商业决策。”华为在给《第一财经》杂志的书面回复中说。

华为发布鸿蒙手机操作系统前大约一周，OPPO的一位公关人员在社交媒体上针对鸿蒙系统发表评论称：“如果适配了，很多服务就掌握在阿为（指华为）手里，没有厂商会傻到让自己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小的智能硬件可以试试。”这位公关人员事后因过于直白的言论从OPPO离职，但他道出了所有手机厂商眼下对鸿蒙的两难心态。

“中国其他手机厂商不希望被海外操作系统卡脖子，但它们同时也不想跟一个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供应商合作。Google最终放弃了手机业务，专营操作系统，才有了后来的安卓生态。”前述华为离职员工说。

近10年以来华为手机业务所取得的成绩最令外界瞩目，而领导这块业务的余承东，则是华为对外出镜率最高的高管。最初，从为运营商做贴牌手机改做自主品牌，是余承东的主意。之后，他带领团队把华为手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一度做到超过50%，华为从一家纯粹的B2B公司成功转型，在B2C领域也成为令对手敬畏的公司。

现在，华为已将鸿蒙和云计算都交由余承东领导，此外还包括智能汽车。虽然手机仍是余承东难以割舍的一块业务，而且还有数千名研发和销售人员，但华为从手机硬件上抽身——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只是时间问题。

同样面临窘境的还有海思。根据IC Insights的数据，按照销售额计算，2020年第一季度，海思首次进入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厂商名单；不过一年之后，今年第一季度，海思甚至从Top 15榜单中消失了，因为海思芯片的销售额90%以上来自母公司华为的内部采购。如果未来海思仍是华为手机的芯片开发者，也将难有其他手机厂商愿意将设计订单交给海思。

华为声称会继续养着这些业务，但手机公司不发新品很快就会被市场遗忘。而且，华为终端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活，而是能否保持先进性。

回到鸿蒙。它原本是为华为的下一个战略——物联网——准备的，迫于美国的制裁才提前上市。

物联网操作系统原本并不是华为当下急切需要推向市场的东西，更早启动下一代操作系统的Google仍在以开发者试用的方式打磨它的Fuchsia OS 。原因很简单，物联网目前仍然只是一个概念，并没有出现像iPhone定义移动互联网时代那样的革命性产品。

据前述华为离职员工透露，由于研发进度被人为加速，鸿蒙的代码里出现了需要不断修正的bug 。所以，鸿蒙在华为内部并非令人完全满意。

当然，没有人会否认物联网时代需要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经过多年堆积，安卓已经成了一个程序规模庞大的操作系统，很难安装进一个只需要简单交互的电饭煲。按照数码博主“钊哥科普”提供的数据：OpenHarmony 2.0大约有460万行关键代码，相当于Android 101525万行的30% 。“小到128K、大到4GB以上的智能终端都能轻松装载。”鸿蒙称。而且，由于采用分布式架构，它号称可以做到硬件之间的计算能力相互调用。

根据鸿蒙提供的数据，它已经吸引了“超过300个应用和服务伙伴、超过1000个硬件伙伴，以及超过50万个开发者”参与到鸿蒙生态。但在物联网迄今还没有示范出什么激动人心的应用之前，这些数字都没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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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末世格局演变

智能手机几年前就已经进入存量市场阶段，全球出货量已持续下滑数年，但没有一家公司会轻易放掉这块业务。一些人设想哪怕未来的手机不再有一块大大的屏幕，但全球数十亿智能手机用户都已习惯了这个随时带在身上的“第二个大脑” 。就像英国科幻剧集《神秘博士》（Doctor Who）中的那个外星种族Ood，他们有两个脑袋，大脑在头上，小脑则握在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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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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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过去一年，靠着吃下华为腾出的市场空间，小米手机的出货量重回“全球第三”的位置。但是，手机厂商们要消化华为在高端市场的份额也没那么容易。无论芯片投资还是线下扩张，都有着小品牌难以承受的成本，不是金钱成本，就是时间成本。

有些公司选择了加速整合、抱团取暖，好在这轮市场份额的收官之战中为自己赢得最大利益。6月16日，一加创始人刘作虎发布内部邮件，宣布一加手机与OPPO将“全面融合”，即一加将成为OPPO旗下品牌。

2013年之前，刘作虎曾担任OPPO副总经理一职。2015年他创立一加，将主战场设定在海外，一度跻身美国高端市场份额前五名。但一加在其创立之初的2015年，关掉国内45家体验店出海发展，并非顺应当时蓬勃的全球化氛围，而是创立太晚，在国内已很难找到资本投资这门需要开出数千家门店、雇用上万名导购才能完成的生意。2015年，小米已经5岁，成为线上霸主；线下，OPPO已有20多万家门店销售它的手机。

一加与OPPO团队合并，在去年已有铺垫。2020年8月，刘作虎回归OPPO担任首席产品官（CPO）。但对外，他仍在强调自己一加手机创始人兼CEO的身份，从未公开提及OPPO半句。今年6月他首次透露，在去年年底，一加的研发、电商及客服部门已经与OPPO完成融合，未来一加将共享OPPO的供应链和生产线。

但是一加终止独立发展计划的速度之快，还是令人意外。毕竟一年前，它刚高调宣布重返国内市场的“破圈”战略，今年3月举行了“回国”后的第一场新品发布会，除了手机，它还发布了首款智能手表，称自己会是华为之后最能扛起中国高端手机大旗的品牌。当时，一加选了华为往常最喜欢的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召开发布会，请了周迅当代言人，还邀请了坐满全场的经销商。然而不到3个月，一加就变成了帮助OPPO抢份额的一个子品牌。

与一加在同一品牌梯队的荣耀，由30多家渠道商接盘做了股东，暂时没有铺货方面的焦虑，而且它认为自己更有资本继承华为的市场。

一位从华为离职后加入荣耀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杂志称，在华为体系内时，荣耀只有2000人，被剥离出来后，荣耀反而有8000人——一起被带出来的包括手机研发团队和海思芯片的部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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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小米发布售价9999元的折叠屏手机MI XFO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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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在3月末的小品新品发布上宣布投资500亿元造车。

未与华为分割前，荣耀一直被当成华为手机业务的护城河——以相同的价格带，在市场上和小米、OPPO、vivo等贴身肉搏过，也在舆论上与这些品牌正面大打公关战，保护和衬托了华为主品牌的高端品牌形象和市场空间。基于这种品牌战略，荣耀不被允许发展高端产品线。

2016年，荣耀曾发布一款名为Magic1的智能手机，主打人工智能。当时人脸识别、智能推荐还只能从软件层面发挥功能，这款从芯片层级上聪明起来的手机被认为是手机的未来。但是在2018年Magic2推出之后，这个系列就从荣耀的产品线上消失了。

与华为分家后，荣耀认为自己可以重新尝试高端市场。“高端品牌的承载就用我们原有的Magic系列，其实Magic系列就是开启了人工智能手机的一款产品。我记得刚发布的时候，行业竞争对手是一片的嘲讽，但是没过几天，所有人都谈AI了。”荣耀CEO赵明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怀旧的用户可能会在Magic3推出时再次讨论它，但他们的期待一定会更高，因为在这个系列缺席长达3年后，从苹果Siri到小米的小爱，几乎所有手机厂商都能在硬件和操作系统层级提供一些跨应用的智能交互体验。

除了把希望寄托在它从华为带出来的那些工程师——这意味着一些原本为华为P系列和Mate系列等高端型号设计的产品——荣耀也需要投资研发自己的芯片，才能支撑它在硬件层面上开发出更多创新功能。而它作为“华为继承者”的自我定位是否真的成立，还需要市场来检验。

更残酷的是，眼下这场市场份额的收官之战，迎来的并不是什么“胜利的彼岸”，因为这些手机厂商身处一个技术时代的“末世” 。无论它们在智能手机时代多么顽强或者多么幸运地战斗到了最后，面对未来，它们都要更加小心地选择，才能不跌倒在下个时代开局之初。

未来要做什么？是物联网、造车，还是更加智能的移动端设备？面对下一个技术时代，即便是苹果公司也没有给出明确的产品转型战略。但无论做什么产品，成本和风险都不亚于它们先前所经历的那些。大家都迷茫，但这也许能为中国公司留下一段在底层技术上补课的宝贵时间。

芯片

中国芯片产业加速跑

在资本的热情助推下，投身这场加速跑的众多中国企业，谁会成为下一个英伟达、台积电或阿斯麦？

等待数十年之后，微电子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终于在中国拿到了他们期待的薪水。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科锐国际的调查数据显示，集成电路相关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在2018年之前平均年收入不足30万元。现在，到了2021年，它已变成薪水增速最快，并因此引发高离职率的职业。

沉默的中国芯片行业正在取代互联网，成为资本的新宠儿。

芯片（chip），准确说是在一小片半导体片上雕刻出大量晶体管形成的集成电路，是1950年代末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展开启了随后繁荣至今的消费电子市场。电脑进入家庭，甚至能“挤”进一台只有3.5寸大小的移动电话——成为智能手机，靠的都是集成电路的魔法：1950年代，帮助人类登月的阿波罗导航计算机只集成了数十个晶体管；今天，一张直径300毫米的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可以达到百万亿个。

眼下中国的芯片产业热潮，既来自于广为人知的华为芯片断供事件，也来自一个被遮蔽了多年、近两年才被注意到的事实：自2005年起，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国，但这个芯片消费大国并不是芯片的主要生产国。

最早抛出这个观点的，是芯片市场研究机构IC Insights 。根据它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的市场规模达到1434亿美元，约占全球的31%；同期，中国生产的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仅占15.9%，约227亿美元，其余84.1%的市场需求严重依赖进口。

而所谓“中国制造”的芯片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产量是由中国本土企业贡献，2020年由中国内地公司实现的总产值仅为8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芯片市场总量的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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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高管今年6月对外表示，拥有7000名研发人员的海思不会重组和裁员，仍在开发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元件。

英特尔、高通、英伟达、三星、台积电……中国内地既没有这些产业巨头，也缺乏完整的产业链。从全产业链（包括从设计到生产制造以及材料、设备、软件等数十个环节）所创造的综合产值看，中国内地公司在2020年实现的芯片业产值仅占全球的5% 。同期美国公司贡献了全球芯片市场总量的55%；其次是韩国公司，贡献了21%，以及以代工为主的中国台湾公司拿下了7% 。

按照中国政府的产业规划，中国要在2025年将芯片的国产化率提升到70%——让我们重复一遍，2020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6% 。

中国政府的规划富于野心，70%自给率意味着芯片的国产化率每年都要增长34%以上。先不论这个目标是否现实，自2019年以来，有大量的社会资本愿意为这个大目标下注。据云岫资本发布的《2020年中国半导体行业投资解读》统计，国内半导体行业股权投资案例在2020年共计413起，投资金额超过1400亿元，相比2019年约3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额，增长近4倍。

终于盼来“供应链裂缝”

中国自主设计芯片的起步时间，并不比这种技术的发源地美国晚多少。1948年，晶体管才被发明；10年后，美国德州仪器的工程师发明了集中电路；1960年代，中科院微电子所的前身就解决了晶体管计算机所需的全部型号元件；1966年上海无线电五厂投产了小规模数字集成电路。

此后数十年，中国针对芯片设计、光刻机等核心生产技术的研发虽未中断，但与该产业在全球的技术演进相比，长期存在较大差距。

这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电子工业整体处于落后局面所导致的。需要大规模应用高科技芯片的电子产品市场，在1990年代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在当时的美国却已经具备：1990年代，美国家庭的个人电脑渗透率已经同2008年前后的中国差不多。同时期的中国家庭中，最大额的电子消费产品是电视机。所以，有关计算机及相关芯片的投资，在彼时的中国无法得到足够回报。

美国半导体市场自1990年以来，以英特尔公司为代表，经历数次迭代——从小规模集成电路到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到大规模集成电路，英特尔的芯片席卷了包括联想在内的全球所有计算机制造商。1995年，原本生产早期国产计算机的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的厂房被变卖，后来成为北京的798艺术区。

即使是2000年之后，中国本土崛起的创业潮和风险投资机构都鲜少涉足这个搭上摩尔定律高速列车的领域。

“以前，这个领域的创业公司都要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技术突破，还有一个是供应链的突破。”容亿投资创始合伙人黄金平分析指出，芯片是标准产品，这意味着创业者从进入这个领域的第一天开始就要与英特尔、高通等全球芯片巨头竞争。

在这个以追求安全、稳定而构建的供应链壁垒里，中国公司擅长的价格战发挥不了作用。因为手机公司不会为了让一颗芯片在成本上便宜一二十元而承担哪怕1%的质量风险——那意味着可能会损失几千万台手机的生意。
直到2020年前后，中国新创立的芯片设计公司终于等到了一个供应链裂缝。

2019年5月，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同月，华为宣布自主研发的海思芯片从“备胎”全面转正。受美国制裁影响，自2020年9月起，华为不能从供应商那里获得10nm（纳米）以下的高端芯片。2021年第一季度，因受到美国数轮制裁，华为海思被挤出IC Insights“全球Top 15半导体公司”榜单，而去年同期它在该榜单中排在第10名。

“以前华为不会给中国这些新创公司导入产品的机会，但是现在大家都有了危机意识。”云启资本的执行董事郑瑞庭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包括华为、小米、OPPO等在内的手机公司，以及华为、中兴等生产通信基站设备的公司，都开始在它们的供应链中为本土芯片设计公司提供机会。

比如，华为将管理手机显示时间的时钟芯片供应商从美国公司换成了宁波的奥拉半导体。后者成立于2010年，2018年在华为所在地深圳设立销售中心，2020年等到机会加入华为供应链，投资机构随后跟进投资了这家公司。云启资本透露，在他们观察的芯片产业标的中，只要其客户名单上有华为、小米、OPPO，都是加分项。

更多的资本在涌向有大规模集成能力的设计公司，“以后我们中国也会有自己的名牌，有自己的英伟达，有自己的英特尔，这种公司就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公司。”疆亘资本投资经理贾浩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1987年，张忠谋创立台积电，将半导体产业的设计与制造一分为二，继而推动20世纪末的美国和中国台湾出现一轮“Design House”创业潮，催生了英伟达、联发科等只设计不生产的芯片设计公司（这也被称为fabless模式）。大型芯片设计公司动辄提供上千个型号的芯片设计，下游客户可以随意挑选，再将其集成到自己想要开发的系统或产品中去。

Design House为进入21世纪后的智能硬件品类的繁荣提供了便利，反过来，市场对新型智能硬件的投资——物联网设备、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也在为fabless模式的芯片企业提供生机。

人工智能设备里最重要的处理器芯片，不再是PC时代我们所熟悉的CPU，而是变成了图形处理器（GPU）或神经网络处理器（NPU）。凭借着GPU产品，英伟达的市值在去年7月首次反超英特尔，而一年后的今天，它的市值已经是英特尔市值的两倍，后者以CPU产品为主。中国主攻与英伟达相似方向的独角兽公司“地平线”，2021年年初曾在3个月内持续融到了3笔资金，总额9亿美元。阿里巴巴2018年成立的芯片设计公司“平头哥”，开发的也是同类型芯片。

国产替代的背景下，“新一拨（创业潮）起来的时候，硅谷和中国台湾都不太有创业机会了，因为它们都有Design House的巨头，只有中国内地还有这种机会。”云启资本执行董事郑瑞庭说，中国内地的很多创业公司都可以在某些领域制造出基本能和英伟达的T4系列（编注：2018年上市，可为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提供算力的GPU）对标的产品。搜寻了近10家GPU创业公司后，云启资本投资了蓝海智能，后者拥有一支来自老一代Design House公司展讯的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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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C Insights *2025年相关数据为预测数据

真正的瓶颈：制造

虽然有海思这样的芯片设计公司可以与英特尔、高通同台竞争，但中国的最大挑战并不是芯片设计，而是在于制造，尤其是制程在7nm及以下的高端芯片。

作为中国内地最领先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最先进的制程是14nm——很多手机厂商在2017年之前使用这个制程，那个时候，短视频和手游都还没有爆发。而中芯国际今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40nm及以上制程仍然是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28nm和14nm工艺在收入中占比不足7% 。无论海思、地平线还是平头哥，这些芯片设计公司开发出的高端芯片，最终都需要由台积电等先进工厂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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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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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C Insights
注：上述数据统计不包括代工模式形成的产值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微纳电子学院院长吴汉明将芯片制造称作中国芯片产业“短板中的短板” 。“但在后摩尔时代，我们有追赶的机会。”今年4月末，他在由中国工程院院刊《FITEE》《Engineering》共同主办的“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前沿论坛”上说。

那场内部研讨会上，吴汉明再一次阐述了摩尔定律的拐点何时到来，以及中国半导体产业如何超车的理论。这套理论的基础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居衍1992年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画出的摩尔定律增长曲线——根据曲线的斜率变化，许居衍院士判断大概在2014年左右，半导体产业就会进入后摩尔定律时代，即电路间距达到28nm左右的时候，芯片的效率不再每两年甚至每18个月增长一倍，而且，其成本将不降反增。

这个预测后来得到部分验证。2002年以前，晶体管的性能每年提升50%左右，2002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23%，2010年之后减少到12%，2014年降为3.5% 。原来购买100万个28nm的晶体管只需要2.7美分，当技术进步到20nm以内时，购买100万个晶体管上涨至2.9美分。

正是成本的不断下降让电脑和手机走向了普罗大众。如果按照60年前一个晶体管大约200元人民币的成本计算，苹果在2020年10月发布的载有A14芯片（集成118亿个晶体管）的手机要卖到23600亿元，才能收回成本。这种可怕的事情没有发生，但在后摩尔时代就不一定了。

历史上，PC产业末期，联想超越惠普和戴尔，成为全球最大的PC制造商；智能手机产业末期，华为、小米超越了三星。基于摩尔定律“魔法渐失”的预测，吴汉明认为，中国的芯片制造公司将迎来追赶的机会。

针对部分制造环节，比如存储，与CPU、GPU等事关决策的芯片相比，存储芯片对数据传输效率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对成本敏感。今天的数据中心除了仍在大量使用机械式存储设备，剩下的小部分半导体芯片使用的仍是15nm左右制程，而非高端智能手机所需的7nm或者5nm 。

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芯片市场中，10nm以下的先进产能仅占17%，83%的市场仍由10nm以上的低端制程占据。这样的市场结构，为那些芯片工艺创新能力赶不上台积电的中国内地公司留出了发展空间，也使得包括存储芯片在内的中低端芯片成为当下最吸金的投资标的。

2016年，合肥政府将内存芯片厂商长鑫存储招募至合肥设厂，除了土地和税收优惠，当地国资委还投资了近百亿元。这家只能生产18nm产品的存储芯片公司在去年12月又获得了由老股东安微国资委旗下产业发展基金继续领投、小米长江产业基金等机构跟投的156.5亿元战略融资，公司估值升至338亿元。

用于电动汽车的大部分芯片，制程要求也不像智能手机那么高。目前，汽车芯片主要集中在20nm至45nm成熟制程，而制程最先进的那些代工厂极少涉及这些业务。比如在台积电2019年至2020年的营收数据里，汽车芯片的贡献占比还不到4% 。

所以，抛开智能手机处理器芯片这个高端市场，中国的芯片制造公司仍有大把机会让自己先生存下来，再去攻克最困难的部分。

当然，这么做的代价也显而易见——放弃最前沿的市场会使自身长期处于追赶地位。中国政府不愿看到这种局面，根据吴汉明在4月的那次内部分享会上给出的时间表，政府要求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在3年后实现：芯片效率提升15%，面积和成本各减少30% 。

这个KPI意味着，像中芯国际这样由国资主导的芯片制造商，要在接下来3年内把量产制程从14nm提升至10nm以内；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要在更上游，即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核心生产设备光刻机上拥有话语权。

目前全球最大的光刻机厂商是荷兰的阿斯麦公司（ASML），它在45nm以下制程的高端光刻机（DUV）市场占有85%的份额，在生产更为先进的7nm/5nm芯片的极紫外光刻机（EUV）领域，其市场占有率则达到100% 。

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媲美阿斯麦的光刻机制造商。能力最好的上海微电子，目前可以量产制程20nm的光刻机，但其零部件也大部分仰赖全球采购。按照一台光刻机需要十多万个零部件计算，全球5000多个供应商协作，才能支撑这种设备的制造。而这5000多个供应商有32%在荷兰和英国，27%在美国，27%在日本，14%在德国——没有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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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TrendForce集邦咨询
注：以上排名依据2021年第一季度各企业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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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C Insights

这也正是为什么吴汉明强调在后摩尔时代，中国需要重视本土化和产能增长，但“全球化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即使是美国，要实现光刻机完全国产化，也需要花费1.2万亿美元——这样做将会导致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半导体的成本提高65% 。

中芯国际联席CEO梁孟松在2020年年末曾对外透露公司已完成了7nm芯片的开发，“只待EUV光刻机到来”就可以进入下个阶段的风险量产。2018年年初，中芯国际出资1.2亿美元向阿斯麦订购首台EUV光刻机，该设备本应于2019年年底交付，却因荷兰政府没有向阿斯麦发放新的出口许可证，延迟至今。

想要打破制造端的瓶颈，关键的问题仍在于中国公司要如何在全球产业协作、共同应对“芯片短缺”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可以做出的贡献，从而逐步换取芯片供应链核心环节的把控权。这个疑问，迄今没有人给出答案。

人才、资本、举国体制

要追赶全球半导体工业的产研节奏，中国还要补上最不可或缺的那块拼图——人才。热钱涌入的大背景下，无论平头哥、小米、OPPO这些互联网或智能手机领域的大公司，还是各类初创公司，都愿意提供高薪以吸引人才。这改变了过去中国高校培养的半导体人才多数流向互联网公司而非半导体产业的窘境。但匹配产业进程，尤其是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的人才池，本来就不在中国。

据统计，中国芯片产业的人才缺口达到几十万人。“芯片设计、生产、封装——虽然每个环节门槛都较高，研发难度大，尤其高端人才不足，但不至于像光刻机这类人才，几乎凤毛麟角。”科锐国际高级业务罗鹏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欧、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公司仍然拥有芯片产业链上最核心的人才。以英特尔为例，这家美国芯片公司在中国建有多家工厂，但这些工厂的主要工作是做芯片成品前的最后一步——封装测试；上海研发中心的主要工作也是向中国市场推广英特尔的芯片，以及在芯片被集成到客户的终端产品上时提供技术支持，核心的设计其实并不在中国。

作为一种技术和资金双重密集型产业，一个成功的芯片项目需要动辄数百亿元、长达十年甚至数十年周期的资金和时间投入，所以能够找对技术路线并高效执行的“领军人才”至关重要。

以69岁的梁孟松为例，这位中芯国际联席CEO曾在2003年帮助台积电战胜IBM，第一个实现130nm芯片量产；后来他跳槽加入三星，又帮助三星在14nm的制程上早于台积电半年实现量产。2017年，他被挖到中芯国际后，用了不到300天，将中芯国际14nm芯片的良品率从3%提升到了95%，并带领团队只用3年就完成了从28nm到7nm共五世代的技术开发。与之相反，因为研发带头人选择了错误的技术路线，英特尔在14nm的制程上停留了10年之久，被原本不如它的AMD反超。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古训对应到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要反过来才成立。不仅如此，同质化的创业热情也在分流人才。“如果现在国内只有一两家GPU公司的话，大家人才集中在一起……因为你要开发一个GPU，至少需要几百位研发工程师，但现在都分散到了十几家里。”郑瑞庭说。

资本过快涌入芯片产业的过程，也引发了一些行业丑闻。最广为人知的是武汉的弘芯半导体，这个造芯项目成立于2017年，延揽了台积电前CTO蒋尚义担任CEO，引进阿斯麦的光刻机，直到项目烂尾的时候，外界才发现，这个项目的初创团队成员多数只有大专文凭，他们开过饭店、倒卖过中药，已经从当地政府手中拿走了1280亿元。

类似丑闻在武汉、西安等多个试图发展芯片产业的城市出现，已经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募资。“我们只会投那些上市确定性强、成熟稳定的企业，比如已经流片成功，准备量产的，才能保证投资人的安全。”疆亘资本高级产品经理张一伟说。

一旦市场化的投资机构的心态纷纷倾向于求稳，扎堆争抢那些处在Pre IPO阶段的公司，对芯片产业那些亟需扶持的初创公司将会是一个打击。芯片本身是个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要先投入数百万美元的东西——不算聘请工程师的成本，芯片每次流片都要花费上百万美元，购买IP又是一笔高昂费用。在得到验证之前，一个创业团队要熬上3年左右的时间，这也是他们最需要用钱的时候。

所以，吴汉明呼吁政府资金应该更多地投向那些从0到1的高风险项目，比如造芯片或者开发光刻机。

“我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举国体制做一些公共的技术研发平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进我们国家芯片产业的整体发展。”吴汉明说。

造车

手机公司“造车大迁徙”

之前的造车创业公司已经为手机公司蹚出了一条路。但即便如此，它们的造车计划仍然面临很大挑战，激烈的竞争已经开始。

东非大草原上，每一块栖息地的水草资源有限。角马是这里种群规模最大的生物之一，如果长期逗留一地，生存和繁衍都会变得困难。所以随着环境变化，角马会浩浩荡荡地迁徙到新的栖息地。

如今，一批手机公司就像是角马种群，它们正在离开前一个栖息地智能手机业，奔赴下一个栖息地汽车业，更准确地说，智能电动车行业。

这场迁移在今年开始加速。1月，苹果的造车计划进展被密集报道，2025年Apple Car或将面世；3月，雷军宣布小米正式进军智能电动车行业；4月，华为深度参与的北汽极狐阿尔法S在上海车展亮相；同期，OPPO造车的传闻屡屡传来。

这场“迁移”还处在“序曲”阶段，各大公司刚开始招人，还没有明确的产品计划。但仅招人一件事，竞争已经堪称激烈。根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科锐国际的汽车行业顾问专家张三杰的预估，未来5年，这个行业的人才缺口在几十万甚至百万级。

而从这一首激荡“序曲”中，多少也能窥见手机公司造车背后几个基本问题的答案：它们为什么集体这么做？它们该怎么做？以及，它们能做成吗？

“同根”的智能手机与智能汽车

如果只看市场潜力，手机公司转行的基础逻辑很好理解。汽车市场规模本就比智能手机市场大得多，智能电动车眼下又是一个潜力比智能手机大得多的行业。

排除疫情的影响，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增速已经连续4年低于5% 。智能电动车这个因特斯拉受到瞩目的市场，2020年在中国迅速发展，数家创业公司的产品得到认可，全球大多数的汽车巨头也公认这已是不可逆的行业趋势。在大众、丰田、宝马等公司公布的规划中，2030年，它们卖出的汽车有至少一半是纯电动车。

跟随时代变迁切换主业在商业史中虽不罕见，但多是个例，一个行业的众多顶尖公司集体投身另一个行业，除了市场大环境，背后肯定有更多更具体和微妙的原因。

首先是行业相近。如果要从技术上罗列智能电动车的特点，核心就是电池驱动、软件定义、在线更新和自动驾驶。除了还未完全实现的自动驾驶，另外三点智能手机也都符合——或者说，这本就是特斯拉受到智能手机的启发所引领的风潮。

更直白些，本轮汽车业的变革，本质就是让汽车成为智能手机那样的移动终端，从这点来看，手机公司自然比别的行业更能理解智能电动车这个“新产品” 。

手机和汽车的供应链虽然大不相同，但在软件和智能技术方面有不少交叉。比如智能手机的核心供应商高通，目前也是汽车芯片的重要供应商，而它用于车载的通信芯片等产品，原本就来自手机，经过车规级的验证后运用在车内。

而三星、索尼、华为等拥有手机产品的公司，目前已经是重要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索尼的自动驾驶试验车已经十分成熟，华为虽然反复强调自己不造车，但它已经能供应传统汽车部件（比如底盘、动力系统等）以外的大多数部件。

消费者感受最直观的，还是车载操作系统。现阶段绝大多数汽车公司（尤其是新造车公司）的车载系统，都是基于安卓开发的。这能帮助它们第一时间接入已有的主要应用，并且提供接近于智能手机的操作体验。安卓的开发者Alphabet，又是目前自动驾驶技术领先者Waymo的母公司。也就是说，不论是软件还是硬件，手机都是相对最接近智能电动车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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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深度参与的北汽极狐阿尔法S在今年的上海车展上亮相。

这一点在手机公司搭建造车团队时自然也会体现。它们的第一步往往是内部转岗，其次是外部招聘。以小米公司为例，在雷军宣布造车后，它没有马上开始大规模的人才招聘，而是等到6月才公开发布招聘需求。在这期间，小米造车主要的筹备工作是内部转岗，并且还将持续。

数名汽车行业的猎头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小米内部员工的“换岗热情很高” 。而部分管理层——尤其是智能家居相关业务的负责人——或将加入新组建的造车子公司。这些业务与手机操作系统的在线更新密切相关，小米的汽车可以直接融入已有的物联网系统中。小米人力资源部门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系统梳理内部人员，看看哪些是现成的人才。

员工转岗热情高涨的主要原因，除了新业务受重视，还在于它在已有业务基础上的突破潜力。车内的影音娱乐设施与传统的黑色家电十分接近，但提升空间更大。不仅是车内中控台上的液晶屏，未来，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甚至天窗，都可以成为视频内容的载体。

这并非想象。刚刚入职由百度和吉利合资的新造车公司集度汽车、担任智能座舱产品经理的王嘉睿，此前的工作经历是在视频网站做播放器的产品经理。而新公司希望他做的，就是摆脱现有车内影音设施的束缚，从头思考车内的娱乐体验。

隐形“推手”：苹果

上述内容都可以视为手机公司造车所具备的已有条件，不过它们大都在今年决定造车，还有更具体的环境推动因素。除了特斯拉、蔚来、理想、小鹏等在2020年的成功给了这些手机公司鼓励，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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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一位刚刚参与新造车公司面试的应聘者告诉《第一财经》杂志，面试时所有公司都会聊到谁是将来最强大的竞争者，苹果是除了特斯拉最常被提到的名字，最主要的原因除了苹果的技术能力，还有它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品牌原本是这些手机公司相比于汽车公司的优势，它们的品牌与当下的消费者走得更近。但在苹果面前，这一优势就变成了劣势。

苹果至今没有正式承认过它要造车，但这个计划在2014年就被媒体曝光，命名为“泰坦”（Titan）。当时，特斯拉的Model S才热销一年，如今炙手可热的蔚来刚刚成立，大多数公司还未认真对待电动车。

不过，苹果对造车几经犹豫，屡屡传出团队减员的新闻，甚至有报道称，苹果已经放弃自己造车，选择研发自动驾驶技术。直到2020年12月才再次出现关于苹果造车的确切时间表——2025年首款Apple Car将亮相。之后，就传出苹果不断招人，并且与各大汽车厂商讨论合作的消息。最新的进展是，苹果已经在与宁德时代等公司探讨电池供应了。

这让苹果汽车变得面目清晰，也让竞争对手紧张了。毕竟，前述提到的智能电动车和智能手机的所有相似之处，几乎都是由苹果率先推出的。另一方面，苹果强大的资金储备，让它能够承受“烧钱”造车带来的风险。

由19家日本公司设立的投资机构INCJ的会长志贺俊之（曾任日产汽车COO）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曾这样表达对苹果的重视：“（苹果汽车）可能让汽车过去的价值全部消失。”此前根据媒体报道，小米、OPPO等公司都是在2021年年初左右决定或认真调研造车一事，时间线上与苹果造车的新闻相连。此外，苹果在智能手机产业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富士康，也已经决定进入电动车制造业，并且投资了拜腾等电动车项目。

考虑到传言中苹果汽车的发布是在2025年，届时，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有望在量产车上实现，而自动驾驶技术充分应用后，汽车作为一个智能终端和私人空间的价值会更彻底地释放——参考蔚来等公司的情况，一家新汽车公司从成立到首款产品上市的耗时大约就是4年。

对于目前新进入汽车业的手机公司来说，事不宜迟。

凶猛的人才争夺战

要快速让造车进入轨道的关键，就是迅速组建完整的团队。即便内部有许多资源和人才可以转岗，汽车毕竟是个完全不同的产品，考虑到生产制造环节，公司规模会更大，组织架构也会更复杂。蔚来、理想、小鹏等目前获得市场认可的新造车公司，员工数都已超过5000人。

更严峻的是，并不只有手机公司在造车。不仅传统汽车公司在组建智能电动车新品牌的团队，甚至业外的资金持有者（比如地产和家电公司）也成立了汽车品牌。当下，它们都在迅速组建团队，有的速度比手机公司快得多。

比如集度汽车。宣布成立不到一个月，它已经有了200多人的初始团队，并请原摩拜单车CTO夏一平担任CEO 。它的计划是，明年年底团队人数达到3000人。“即使在创业公司中，这种节奏也是很少见的。”人力资源专家张三杰对《第一财经》杂志评价说。

人才需求量大，在关键岗位，人才竞争会更激烈。尤其是自动驾驶领域，其中，拥有5至7年甚至更长研发实战经历的工程师是最抢手的。目前，所有新造车公司都将自动驾驶技术列为公司自研技术的必选项，但这个领域真正有能力的人才储备并不多，这就使得行业认可的知名团队成员成为了争夺对象。高级别的项目管理者年薪都在200万元以上。

比如，这些欲造车的手机公司会先给百度前自动驾驶团队的骨干员工打一遍电话，然后是小鹏、理想等公司的自动驾驶骨干成员。这些工程师每天可以接到二三十个猎头的电话，并且这些公司都会给他们发offer 。换句话说，对于招人的公司来说，这类人才属于“只要愿意来，都要”的状态。而对于这些技术人员，薪资的基础涨幅都是50%以上。

工作两三年的工程师，也同样受到青睐。相比之下，他们更容易被薪金涨幅打动，资深的工程师和项目管理者则会考虑更多。比如，他们会考虑手下整个团队的发展，以及自己在技术上的前景。薪资之外，他们更看重自己能否维持在行业的前端地位，能否加入一个有长期前景的公司。所以不少人倾向留在原有公司，而不是到一个新公司，重复自己已经做成的事情。

张三杰这样形容自动驾驶领域目前的人才流动状态：“在和候选人沟通时，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用薪资作为吸引力，这已经不够了。”张三杰和客户目前的策略是，从一开始就筛选人才，寻找那些不只考虑短期薪资，而且有更长远计划的人才。“不然，贸然用高薪扩充团队，最后还要有一个淘汰的过程，反而造成团队不稳定。”

第二轮造车潮

虽然手机公司造车从一开始就面临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如果把视角放长远些，实际上，它们想要搭建一家汽车公司，还是更容易了，因为它们不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

2014年至2016年，数十个创业团队试图借着电驱动技术的“东风”，进入过去技术门槛极高的汽车行业。而经过数年竞争存活下来的公司，不仅为第二拨新同行提供了一套创业范式，更提供了经过优胜劣汰和考验的人才库。

除了自动驾驶等核心技术人员，目前新进入汽车行业的公司，最青睐的就是蔚来、理想、小鹏的员工，尤其是那些“同时理解汽车工业和互联网思维的人”——除了有成功经验，这些人还有一个更切实的优势：能够适应创业公司的工作节奏。

在第一拨造车创业潮中，有很多传统汽车公司的人才，在进入创业公司一段时间后，又主动回到了老东家。抛开有的创业项目失败，更多的是因为不习惯创业公司的工作节奏和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惯性，影响力是很大的，无论对错，有的人就是能适应，有的人就是不能。”张三杰说。

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核心就是要摆脱传统汽车公司的套路，从用户角度重新定义汽车。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循规蹈矩，但同时，又要能与传统汽车制造和供应链的人打交道，因为这仍然是造车的基础。能融合两种工作方式的人，是各个部门最需要的角色。

这些人当然也有出身自传统汽车公司的，但更多来自汽车行业外。这也是第一拨造车创业公司给手机公司们积累下的重要经验，即在业外寻找人才。具体而言，新一拨造车公司青睐在用户体验、营销、服务等领域寻找人才，比如苹果、宜家等公司，或是奢侈品、酒店等行业。而传统汽车公司的营销和销售人才，几乎不被考虑。

“这个过程早年蔚来等公司都经历过，也是通过面试和实际工作，逐步碰撞出来的。它们当时也招过许多传统汽车行业的人，后来才发现哪些品牌与自己更相关。”张三杰说。

而在制造、供应链等更传统的领域，目前中国可能是全球人才储备最丰富、最完整的市场之一。如果想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工厂，经验丰富的团队很容易找，并且他们已经能驾驭智能电动车和传统燃油车在制造上的不同——这都是手机公司的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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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车内中控台上的液晶屏，未来，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甚至天窗，都可以成为视频内容的载体。

要知道，角马是东非动物大迁徙的主力，但它并不是最先开始迁徙的。斑马才是先头部队，它们能感知风险，寻找合适的路线。而角马跟随其后，会努力提升自己的生存概率。

然而，再大规模的群落，在漫长的迁徙中也会有许多成员坚持不下去。

造车也是如此，即便已经有了相似的行业背景、充足许多的资源，造车仍然是一件失败概率远高于成功概率的事情，更何况如今强敌环伺。

不论是OPPO还是小米，都有不愿公开姓名和职位的员工向《第一财经》杂志透露，公司内部对于造车这件事，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心怀犹豫。苹果对造车的犹豫更是摆在了台面上，且绵延了数年。

但是，一旦决定，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加快速度，全力投入——成群的“角马”已经集结，蓄势待发。

【手机公司寻找下一个大生意手机厂家做什么生意好】转自公众号：HR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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