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走进精神病院，我通透了。( 二 ) 深圳机场|隔离|海南航空

“想开心大笑，
想放声大哭，
想做一个真正快乐的人，
我的终点在更远的地方”
沉默的父亲大多时候的回复都是沉默
写信、哀求不行，
小花软硬兼施，边哭边抱怨边道歉，
痛心又无措的父亲只能一遍遍地重复
“听医生的听医生的”
正常沟通时，小花就是一个闹性子的孩子
一旦极端情绪上来，
疾走、吼叫，甚至拿头撞墙、捶窗户
弹幕里不少人猜测，
孩子的失常多半是家庭因素，
下一秒，就是父亲的独白
“这种病说实在的，主要是我造成的，
我和我妻子的关系不是很好，
特别是从她两岁开始我们就争争吵吵，甚至打架”
可以想象，实际情况应该比言语描述得激烈得多。
小花的病，从小就落下了。
而，恢复了正常的小花，又是一副小女孩态，
主动找医生道歉，依偎在医生怀里撒娇，
喝着牛奶和父亲十指紧扣，
安静地读书。
和解后的父女相拥而泣，
隐忍的父亲一遍遍地道歉：
“爸爸对不起你，
是爸爸让你得这个病的，
爸爸错了……
一周后，小花出院了。
后来，她重新回归学校。
就像她自己说的：
“要驾驭住生活这条巨鱼，
你得有那种能力回去，
回到你应该待的那个深潭里，修养生息，
去面对那些幽暗的未知的艰险的石块。 ”
B2病房的舞哥（化名）属于开放病人，
可以在院内自由活动。
19岁考入杂技团，后因病， 24岁入院，
他的口述是“24岁关的，现在54岁。 ”
笑声爽朗，言谈举止和正常人无异。
目前是康复中心的上岗人员；
还有D2病房的物理学博士，徐老先生，
虽然他的镜头只有几个问答
但是他讲话的节奏、每一个问题的答案
都体现出了一个“正常人”良好的涵养。
那么，到底怎么区分人的正常和不正常
又怎么保证「所谓不正常人群」的声音能被听到
《我穿越疯狂的旅程：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故事》
这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只要我们把一类人单列出来，
视之为偶然、例外、统计学允许的数据误差，
从而停止去理解他们的行为，
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03·病人和医生的双重困境
《笼中鸟》中有一位周智玲奶奶，
18岁因双相情感障碍入院，
目前基本痊愈，
但因哥哥重度眼疾，无法照料，
迄今住院34年（纪录片拍摄时）。
无人照料
这不仅是一个周奶奶的困境
也是很多符合出院条件患者的困境
前几年，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
曾对300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
其中150多人是符合出院条件的，
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
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
一方面，
家里很难能有专人拿出时间和精力照料他们，
另一方面，
也很难有工作岗位肯接纳他们。
一位精神科医生说他们最大的麻烦就是
「在家无事可做，只能天天睡觉」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怪责到
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某一个社区的问题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另外一个困境，
是医院的困境：「招不上医生」
《囚》的导演马莉在拍摄的一年半时间里发现：

“病区那么大，他们只有四个主治医生，
但实际上那个名额根本招不上来。
你看到片子里的护士也不太粗暴，
但他们也没有经过特别的培训。
往往是因为，
一般卫校毕业的孩子要进公立医院很难，
精神病院比较好进。 ”

精神科医生曾奇峰说过这样一段话：
「精神分裂的自救是整个人类寻求自救的一部分，
而且一定是最惨烈、辉煌的那部分。
当我们满怀泪水观看的时候，
也别忘了施以援手，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他们，
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无论对待哪一类「少数群体」
还原真实，去掉刻板成见，
少一些没必要的优越感，
再说了，谁又比谁看得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