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琵琶|曹可凡：从《红旗颂》到“土琵琶” 焦裕禄

吕其明先生已至鲐背之年，却仍激情涌动，创作不辍。谨祝他老人家身笔两健，艺术青春永驻。

文章插图
曹可凡和吕其明先生
说起吕其明先生，内心总有些许不安与歉疚。
吕其明先生素来以敦厚与朴实著称，然而，温和中也透着一股子韧劲与执着，尤其涉及艺术，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绝无半点懈怠。每逢讲话，老先生也必定事先拟好文稿，从来不会敷衍了事。记得有次主持文化盛会，邀请数位艺术家上台作简短采访，每人一个问题。其他嘉宾均三言两语，但吕老沿袭其一贯顶真作风，拿出事先预备的文稿，一五一十开讲起来，眼看时间大大超过预案，现场导演也在一旁做起“截断”手势。无奈之下，只得斩钉截铁打断其发言。当时，从吕老眼神中可以感受其惊愕与不满，但对我而言，也的确是无奈之举，事后也不知如何向吕先生解释。原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没想到，时隔二十多年，当吕老提笔为“可凡倾听”丛书《淡云微雨》作序时，竟旧事重提，并细致描述当年台上感受：“我好不尴尬愣在那里，但我比较冷静理智，心里并没有乱。过后我想，主持人应该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勇气。从这点来说，这小子还行。为此事，我并没有生他的气，相反要予以点赞。”吕老的宽容、豁达，由此可见一斑。
吕老对此事非但没有心存怨恨，反而更加器重我，将我视作其“忘年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老先生共举办过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其中三次都约请我担纲主持。特别是2016年北京国家大剧院和上海大剧院演出，盛况空前。当乐队奏完最后一个音符，吕老走上舞台，答谢观众，答词言简意赅，却意味深厚，说到动情处，热泪盈眶。
平日里与吕其明先生闲聊，他常会说起战争年代随身携带的两件“宝物”。一件是德国制小手枪。此枪为陈毅亲手赠予吕老父亲的战利品。吕老父亲吕惠生为新四军皖江地区高级干部。抗战胜利后，向山东撤离时遭叛徒出卖，壮烈牺牲。父亲走向刑场前，在狱中为自己的独生子留下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父亲遗留下来的绝命诗和那把手枪，是吕其明毕生精神动力。同时，他在新四军队伍中，也充分感受军民鱼水情。在一次敌军扫荡中，在当地老百姓忠贞不渝的帮助下，七天七夜蜗居山洞，终于转危为安。至此，吕其明心中深处便耸立一座信念和情感的丰碑，为其日后写就《红旗颂》奠定坚实基础。还有一件宝物便是小提琴。1942年春夏之际，吕其明先生所在部队迎来一位身着蓝布学生装、略显瘦弱的专家，其身后跟着一匹枣红马，马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盒，那位专家便是贺绿汀先生。有个晚上，皓月当空，吕其明听到从树林里隐隐约约传来贝多芬《小步舞曲》，于是，蹑手蹑脚向着琴声传来的地方走去，走近后才发现是贺绿汀先生。贺先生拉完一曲，忽然瞥见树墩上坐着个小男孩，于是热情招呼他，并鼓励他设法弄一把小提琴好好学习。贺绿汀那一番话如同一股暖流，滚过年仅12岁热爱音乐的男孩心中。然而战争年代要寻觅一把小提琴，谈何容易？！直至1947年，吕其明先生调至华东军区文工团，这才如愿以偿，获得一把小提琴，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吕其明先生长年随部队转战南北，行军途中注意搜集各地民间音乐素材，故落笔写作时，往往灵感迸发，乐思飞扬，其创作之神速，闻名遐迩。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红旗颂》时，正逢隆冬季节。那时他蜗居在新乐路一间朝北房间，终日不见阳光。尽管冻得瑟瑟发抖，甚至鼻涕直流，但他毫不在意，裹上一件厚厚的棉大衣，奋笔疾书，仅用短短一周便写就这部交响史诗；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时，虽然年仅26岁，但他眼前瞬间浮现出战争年代所见过游击队员形象。他们大多目不识丁，半军半民，没有像样的军服，身上佩带大刀、长矛或炮筒枪，故着意从山东民间音乐中撷取创作元素，如“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抒情委婉，仿佛低声吟唱，而中间部分“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则采用节奏明快的进行曲式，显出游击队员大无畏气概，整首乐曲的创作只一天便宣告完成；而为电影《红日》写《谁不说俺家乡好》时，与另外两位年轻人同住山东孟良崮体验生活：面对满月松涛、层层梯田、飘浮云朵，乐思泉涌：“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哎，谁不说俺家乡好……”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就像相互“接龙”一般往前发展，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传世经典，便横空出世，后经歌唱家任桂珍演唱，红遍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