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臻贵|远比军事失败更可怕，李自成政治上的短视( 二 )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

参考“山海关决战”时农民军战斗力，面对关宁军保持着优势，令吴三桂数次向清朝多尔衮求援，疲敝之时也能够抵御住清军八旗的进攻，纵然不及清军八旗但也差距不大，野战尚且如此，若是攻坚战则李自成的胜算更大。
明朝京城沦陷时损失较小，能够充分发挥防御作用，城中火炮与火油数量充足，而攻城伤亡通常大于守城，吴三桂与多尔衮兵力处于劣势，以清朝多尔衮的谨慎性格，绝不敢轻易犯险进攻北京，大概率夺取山海关外诸城后止兵罢战，事实证明，李自成兵败撤离北京，清军反复确认后才占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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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大顺政权内重心依旧停留在西北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称帝，第二天便匆忙率部撤离北京，由此被戏称为“1日皇帝” ，但上文提到，李自成早在一月时便在西安称帝，并将西安定位大顺政权都城。
关中地区从唐朝起，由于常年的战乱和环境的改变，难以负担庞大的人口消耗，因此常以洛阳为行宫，至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与洛阳更是成为争夺的核心，屡次遭到回纥与吐蕃劫掠，宫阙损毁大半，再无力恢复往昔的盛景。
朱温任汴州节度使，到称帝建立五代后梁，再到北宋以此为都城，汴京有运河之便，又有中原成熟的农耕基础，统治中心向东转移，加之屡受党项与吐蕃侵扰，西北成为胡汉杂居的荒蛮之地，西安便更加没落。
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收复西安，其志向扫灭北元，连通青海与西藏，甚至有意将西安作为陪都，陕西经济与贸易得到快速提升，却抵不过明成祖迁都北京，就此西安只能作为军镇，为明王朝固守西北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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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
明王朝定都京师两百余年，财富积累与人口都远非西安可比，但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称帝，只是向世人宣告政权的合法性，却未提及任何有关迁都的字样，因为返回西安是农民军内部共同的决定。
大顺政权内，不仅李自成与刘宗敏是陕西人，麾下直属部众也多是陕西人，对于他们而言，如果富贵了不能返回家乡炫耀，这份荣光全无意义，是否与《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颇有神似之处？
明末京城经过后金劫掠，经过瘟疫灾祸，数十万民众困苦不堪，大顺政权尚未建立有效统治，难以得到全国稳定税赋军需，若定都京城，不仅要对抗清朝威胁，还要承担数十万民众的营生，这对大顺政权而言太难。
大顺政权内缺少谋士，将领刘宗敏拷打明朝勋贵，甚至强占陈圆圆之时，既未顾忌后果，甚至敢于顶撞李自成，却无谋士进行调解，随着络绎不绝的向西安输送金银财帛，京城民众的信任也逐渐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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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敏
屯驻山海关的吴三桂，原本准备归降李自成，最终重夺山海关，面对五万关宁军，却连吴三桂自己都承认"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 。
很多人觉得这是吴三桂降清的借口，但明朝崇祯时期，财政始终存在赤字，拖欠军饷导致多次兵变，山海关虽有部分战略储备，却不足以维系关宁军五万兵马，及十数万民众的长久消耗，想要效仿屯垦旧例，周遭耕地极为有限，确实堪称“内无军需” 。
而明崇祯帝殉国，离吴三桂最近的山东虽有驻兵，自保尚且艰难遑论支援吴三桂，何况没有朝廷调令，即便向山海关补充粮饷也做不到，吴三桂坐困孤城烦躁不安，而底层官兵同样充满迷茫，长此以往关宁军极有可能内部动乱。
李自成得到辽东巡抚黎玉田的情报，知晓山海关的吴三桂粮饷短缺，试图以军事压迫加快其归降，却没想到适得其反，吴三桂反复的思量后，在“山海关决战”的紧要关头，率众向清朝投降，由此改变了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