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闺|文化观察丨从宣纸到数字化，古籍这样走出“深闺” 红楼梦|四库全书|达摩院

手写或印刷在薄薄宣纸上的方块汉字走出“深闺”，古籍数字化像一把钥匙……
打开“用”与“藏”环环相扣的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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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博物馆藏《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
□ 本报采访人员卢昱
40余种珍贵宋元刻本、写本，著名藏书楼嘉业堂、密韵楼的抄本，文澜阁《四库全书》零本……近日，这批珍藏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文古籍善本，以数字化方式进驻“汉典重光”古籍平台（网址为https://wenyuan.aliyun.com/home）。
古籍中那些手写或印刷在薄薄宣纸上的方块汉字，经过数字化，飘起在“云端”，文化积淀又有了新的保存与光大的途径。
钱钟书的敏锐与远见
据统计，目前全国各公藏单位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需要修复的古籍约1500万册。即使在古籍不再继续遭到破坏的前提下，以当前的修复人才及修复条件计算，要完成全部修复工作仍需数百年。
【 深闺|文化观察丨从宣纸到数字化，古籍这样走出“深闺”】古籍文献集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于一身。从保护的角度看，古籍应在合适的环境中收藏，尽量减少在普通环境中的时间，降低使用时可能带来的损伤。有测试表明，一部宋元古籍，离开专用书库，置于普通阅览室中供人翻阅一小时，其寿命就会缩短数月。
从利用的角度看，古籍若沉睡在库房，就无法发挥其价值，而且许多学者的研究与古籍内容息息相关。此时，古籍数字化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用”与“藏”环环相扣的铁锁。
事实上，“古籍”与“数字化”已相遇三十余年。
古籍数字化，最初扎根在红学研究领域。在1980年国际红学会议上，美籍华裔学者陈炳藻提交《从字汇上的统计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提出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的字词，以辅助确定《红楼梦》尤其是后四十回作者的问题。国外的这些信息激发了国内部分学者的兴趣，他们开始关注并尝试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人文研究。
受此启发，镇江的红学研究者彭昆仑开始利用计算机程序探讨《红楼梦》人物年龄的问题。1985年他调到镇江市科委后，又与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合作完成《红楼梦》数据库。此后，深圳大学建成“红楼梦多功能检索系统”。
1980年前后，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到英国访学，看到英国学者用电脑储存、查阅莎士比亚的资料。回国后，她把这一信息告诉钱钟书。钱钟书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新鲜事物的价值，让助手栾贵明从事相关研究。
在钱钟书的指导下，栾贵明主持的课题组先后完成“《论语》数据库”“《全唐诗》速检系统”等课题，并荣获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这些都是利用计算机进行人文研究的早期实践。
当时，古籍数字化还在萌芽状态。在1987年1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论语数据库》一书卷首，钱钟书写道：“从理论上来说，计算机和人类使用过的其他工具没有什么性质的不同。它在还未被人广泛使用的时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总会遭到一些抵拒。惯用旧家什的人依然偏爱着他们熟悉的工具。有了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准还有人用刀笔和竹简；有了汽车、飞机、电报电话，也还有不惜体力和时间的保守者。对新事物的抗拒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抗拒新事物到头来的失败也是历史常给人的教训。”——当前古籍数字化的潮流，可说是对他远见的最好褒奖。
数字古籍为“母本”代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步入快车道。
1996年，书同文公司启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是一个标志性工程，被誉为大型中文电子出版工程的典范。该工程动用300名校录人员、60名技术、学术和管理人员，历时三年多完成。
而今，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在线发布超过3.3万部的古籍影像；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已发布3000多种、15亿字的点校本古籍；爱如生公司的“中国基本古籍库”收书1万种，既有可供检索的全文，又提供古籍原版图像；像家谱、方志、中医药等专类古籍在多地兴起……
除了以上大而强的综合数据库，在网络上，很多古籍爱好者，出于热爱和自觉，建立古籍数据库，如“书格”“殆知阁”等，与以上数据库多头掘进，共同成为诸多文史研究者的助手。
近年来，古籍数字化在服务于学术研究方面，立功颇多。比如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主持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浙江大学徐永明团队与哈佛大学共建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中国社科院刘京臣的“宋代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研究”等值得关注的数字人文成果，其平台的建设离不开数字化古籍的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