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近代史上的学堂中钟表的重要性

前言
相较遵循自然时间的传统教学方式，新式教学方式需要受钟表时间支配。在后一种教学模式中，时间不再具有绵延感，而变得空间化和可测量化。
１９０７年，张棡在瑞安中学堂任教。此年５月２１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二点钟上甲班修身课，三点十分，孙（仲容）、项（申甫）两总理请各位教习齐到礼堂，诸生均按班坐下，由两总理演说本堂章程改良之事，并云实行按日记分之课。
各教习以时间太促、人数又多，每点钟只六十分，除二十分授课，二十分受课，仅有二十分考课，焉能一一辨其优劣，此事势不可行，遂各不认可。诸生亦无一人认。遂不终议而散。可见，瑞安中学已将钟表时间运用于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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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节课以二十分钟为一个段落，教学过程也相应被分割为授课、受课与考课三个环节。１９０６年，刘绍宽在温州府中学堂任教时，同样运用了钟表时间以及考课环节。在５月３１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当时的教学情况：“本日经学上班，初用考问笔答，限十分钟，多有违限者。 ”新式钟表进入中国近代教育场域之后，不仅仅为学堂教师所使用，部分塾师也开始遵循此种时间安排。
１９０６年，浙江省温州府瑞安县的塾师林骏在日记中写道：３月２８日， “往毅武女学校赠教一日。本塾授课上午定以七勾钟，下午则以一勾钟二十分，此来彼往，事获两全，以免招芸人舍己之讥” 。４月１８日， “十点三十分往毅武女学校授甲乙二班国文” 。５月１１日，他在“下午二勾二十分钟，往毅武女学校督甲班拚文” ，完课之后于四勾钟回馆。可以看到，林骏通过钟表时间规划了自身往返于私塾与学堂之间的教学活动。清末民初，在新式教育推展的过程中，单级教授法一度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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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４年，作为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员，范祥善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说：“兹就教授实际略言之，窃谓单级教授之难不在课前之预备，亦不在课后之处理，而在课时直接教授与儿童自习之应付。盖课前课后，无论其如何预备如何处理，不限时间，自可措置裕如，若授课之际，则分秒光阴，贵于黄金。 ……总之，时间短少者，忌授繁复之材料，时间较长者，忌授轻易之材料，是乃单级教授之要诀也。 ”可见，范氏在实施单级教授法时，钟表时间已是他首要考虑的因素。
１９１０年前后，俞子夷在江苏省的小学校中实践单级教授时，一开始需要“频频看壁上挂的小闹钟” ，因为“掌握时间是单级的重要关键，一组自学拖延不完，整堂的进程即统体搞乱” 。对于钟表时间的精确把控，乃是新式教师运用单级教授的一个重要技能。由此，课堂教学也成为一种运用时间的艺术。１９１０年代初，邹韬奋在南洋公学读中学二年级，英文教员为黄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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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 “全课堂的学生都须把书本关拢来，他（黄添福）自己也很公平地把放在自己桌上的那本书关拢起来。随后他不分次序地向每一个同学询问书里的情节，有时还加以讨论”；“他问每个同学的时候，别的同学也不得不倾耳静听，注意前后情节的线索，否则突然问到，便不免瞠目结舌，不知所答。
在上课的五十分钟里面，同学们可以说没有一刻不在紧张的空气中过去，没有一刻不在练习听的能力” 。相较旧式私塾延绵不断的教学时间，黄教师充分利用了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并藉此展现出一种精湛的问答教学技术。１９１０年，《教育杂志》刊行了一篇提倡新式修身教授法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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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提到：“礼堂训词……普通恒以五分钟为限。中间间断稍久者，或长谈至二三十分者，儿童至不知教师作何语，其效力可知。故礼堂训辞，必用五分间主义，而每次只以一事为限，此为最良之规范。其训辞须用功夫磨练选择，使之平易简化，并于五分以内得毕其辞。 ”
可见，钟表时间不仅存在于课堂，在学校礼堂的教学中也得以使用。钟表时间在新式教学模式中如此重要，那么钟表这一物品是如何在新式课堂中出现的呢？在清末学制章程中，即可觅其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