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为了保护章公祖师的佛像不被破坏,大家决定轮流带着佛像躲藏。夜色之中,村民或抱或背,100多斤的章公佛像流转于不同的肩背,藏于深山,匿于密林,也委身过阁楼卧室,最终得以幸存。
佛像被盗后,村民请师傅雕刻了章公副身,供奉在普照堂内。师傅手艺很好,副身佛像惟妙惟肖,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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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公祖师佛像被盗后,村民们请师傅另刻一尊章公副身安放于普照堂内。 李楚悦 摄
海外追踪
章公此时远在荷兰一位名叫奥斯卡·范奥维利姆(Oscar Van Overeem)的建筑设计师手上。20世纪末,范奥维利姆以4万荷兰盾的价格购得章公祖师佛像。
1997年,范奥维利姆请一位文物专家查看佛像内部的状况。这位专家放倒了佛像,移开了双层木质底座。圆形的坐垫连同一堆干瘪的甲虫碎屑从佛像底层掉落出来。坐垫的侧面有两行汉字。再往佛像内部观察,露出了人的坐骨。直至此刻,藏家才意识到,这尊佛像里面藏着一具完整的人体遗骸。
发现章公在海外现身后,村民辗转联系到一位在布达佩斯打工的老乡,托他去博物馆看看。因为博物馆内禁止拍照,语言不通的老乡最终被保安请了出去。
但更多的力量开始主动汇聚。2015年3月,旅居匈牙利多年的海外华侨李震关注到章公祖师佛像的新闻,联系上阳春村村民后,他多次赴博物馆,进行比对确认。玻璃展柜之中,章公浅笑依然。金身虽有斑驳,但古韵之精美,仍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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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在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拍摄的章公祖师佛像 (受访者供图)
尽管衣帽褪尽,面部被清洁过,章公的印记仍有迹可循。2015年,时任阳春村村支书林开望发现,荷兰传来的照片里,佛像背后尚留有“嘉番”的字样,这是林开望外公林嘉番等人重修佛像时留下的记录。1944年,时任阳春村甲长林嘉番主持下,曾对章公佛像进行重修,重修者的姓名被写于佛像背后。
很快,资料与证据传送至国内。各级文物部门组织专家来到阳春村进行取证。福建省文物局确认,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的“肉身坐佛”正是阳春村1995年被盗的章公祖师像。
按照原计划,章公佛像在匈牙利的展览2015年5月17日结束,下一站是卢森堡。但在媒体报道这尊佛像有可能是被盗的章公祖师像后,藏家在3月20日突然提前撤走了佛像。在后来的报道里,他声称佛像已经转手他人。
在国内20年追诉期的最后期限前夕,现代社会的法律力量正式介入这桩关乎古代传统文化的案件。2015年11月,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授权中荷律师团队,追索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诉讼在中国和荷兰两国平行展开。
刘洋是最早开始介入案件的律师,他曾担任圆明园兽首追索的首席律师,也参与了洛阳龙门石窟佛首追索案。在他的牵头之下,多位律师在海内外共同参与此案。2015年12月14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章公祖师追索案。2016年6月8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立案。
远赴荷兰
2018年10月31日,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即将举行第二次听证会。这个消息抵达阳春村时,距离听证会开始只剩72小时,但6位村民代表当即决定远赴荷兰,即便他们连签证都还未办理。
“为了章公嘛。”谈起这些年的付出,林先生们都觉得理所当然。作为村庄保护神的章公,在情感上更接近于亲人。
阳春村风景秀丽,山间有永不干涸的清泉。村民的朴素情义,始终在诉讼追索之外流淌。关于章公的一切事务,都是以村庄为单位进行的。6位林先生的机票、食宿经费,也是全体村民事后按人头集资,50元、100元捐款而来。
10月31日抵达阿姆斯特丹法庭时,林先生们已经几乎3天没吃饭了。他们29日下午从阳春村出发,辗转至30日凌晨抵达广州,无暇休息吃饭,直奔荷兰驻广州总领馆。在外交部门、新华社驻外采访人员的帮助之下,30日,他们在总领馆拿到签证后,直接赶赴机场。
车堵在距离机场两公里的广州街头,林先生们在机场的最后广播里,匆匆踏上跨国航班。飞机抵达后,他们被荷兰海关拦截,差点被遣返。最后关头,林先生们联系上了提前到达的律师,经过一番解释,得以进入荷兰王国。先前负责盘问的海关警察听闻这是一群来自中国的农民,不远万里来欧洲追索文物时,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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