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五年(1372)的一天,对于亚圣孟子的神灵来说并不是一个安静和平的日子。这一天,盛怒的朱元璋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撤了下来。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仅对孟子本人,而且对儒家传统信仰均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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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像旧时中国的孔庙(或称文庙),多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孔子,其中颜渊和子思居于孔子的右边,曾参和孟轲居于孔子的左边,统称四配。那么为什么朱元璋会如此愤怒地将孟子清理出四配之外呢?首先,这要从朱元璋身上挖掘原因。在朱元璋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时而重用佛家、道家礼法,时而杀戮和尚与道士,对儒家、法家等流派也是如此。虽然他时常大骂韩非子、李斯等法家,但朱元璋的治国思想精髓又与法家相关。如此矛盾的性格是其暴怒的伏笔。朱元璋起先对于孔子是较为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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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太祖本纪》中曾提及朱元璋下令“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此外还派遣使者到曲阜致祭。甚至在洪武元年(1368)还以温和亲切的态度召见了孔子后人孔克坚,诏“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养之以禄而不任之以事”。然而朱元璋极度自尊且刚愎自用的性格使其对于孔子享有的莫大权威是不情不愿不服气的。洪武二年(1369)他就曾经下诏宣布天下不必通祀孔子,只是最后被群臣劝谏下收回了命令。这把压抑的火气,时隔几年就落在了亚圣孟子的这里。另一方面,孟子的思想也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民本”思想在孟子那里表现最为突出。《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句即使是今天的我们也能脱口而出。孟子认为,“保民为王,莫之能御也”,也就是说土地、人民和政事是国家的三宝,谁能保护人民谁就可以称王。换句话说,如果残害百姓,就不配得到天下,即使得到了也应该被推翻打倒。推翻这样的君主,不算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这样的思想很明显地折射出孟子的另一个观点——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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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论语》中曾经提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并没有提到如果君使臣不以礼,君应该怎么办?但孟子对此做了拓展。>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这样的观点本质上已经触碰到了朱元璋作为帝王的雷区。除此之外,孟子思想中关于“如何得到民”的部分中提到,以德服人才可以得到民心,以力服人则是暴君的霸道行径。以力服人还极容易导致战争,战争时人民流离失所即为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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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本纵使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战国时期的孟子有这样的思想十分可贵,但无论是孟子口中的君臣之道还是民心论断,都触犯了朱元璋意图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野心。朱元璋对于战国时期的儒家仁政论断本身十分反感,其在与儒学之臣讨论学术问题时就曾经说过:>“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诸侯急于利者多从之,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之以亡,此诚何益”。朱元璋自身认为这些论断都是歪门邪说,不是正道。基于这种心理,勤政之余休息时翻阅儒家经典著作《孟子》的朱元璋,看到内容必然不喜,因此厄运就降临到了孟子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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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后的孟子当然,朱元璋驱逐孟子出孔子庙的事情也有后续。因为时隔一年,朱元璋在刑部尚书钱塘的誓死进谏下冷静了下来,以“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的由头不情不愿地将孟子牌位请了回去。不过朱元璋也没有罢休,无法将孟子牌位清出孔子庙,就退而求其次地下令让翰林学士删减了《孟子》一书中自己看不惯的内容,并将删减后版本作为科举用书替代原来的版本。至此,这一事件才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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