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勇
一直以来,中国音乐剧的身份备受质疑。它不似中国戏曲那样,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丰沛的文化底蕴,也不像中国的话剧、歌剧、舞剧那样,即便有着“舶来”的标签,也依然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历史激荡中,因其有着为数甚众的、承载着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而分外醒目。中国的音乐剧即便是经过了几代艺术家的艰辛探索,本土化、民族化之路已然繁花似锦,其在中国艺术殿堂的地位在许多人看来也依然尴尬。因为中国音乐剧太年轻了,年轻到其自身还没有能力确证自我,而它极强的综合性又无时无刻不在消解着自身话语的合法性。那么,如何走出一片中国音乐剧的新天地,由景德镇陶文旅集团出品,汇聚了中国歌舞剧院、北京电视台以及各大传媒公司和唱片公司的大型音乐剧《上镇》似乎给出了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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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属于其自身的文化精神,那么这座城市显然就是没有文化、没有生气,也必然没有灵魂的。而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于城市之美、城市之韵、城市之魂的建构作用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白蛇传》之于杭州、《茶馆》之于北京、《庐山恋》之于九江、《少林寺》之于郑州。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景德镇,千年瓷都的美誉早已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它理当由一些与它内在气质和精神相符的为它而书、为它而舞、为它而歌的文艺作品来衬托、镶嵌、提炼。音乐剧《上镇》尽管姗姗来迟,所幸的是,它终究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在数代瓷人的凝望下出场了。
音乐剧《上镇》讲述了新旧两个时代背景下两代人的逐梦之旅,而两代人的梦均是由瓷来结构。限于篇幅,我们姑且不讨论这里的瓷(china)与中国的寓言、隐喻关系,不讨论剧中之梦与中国梦的内在联系。回到故事或文本层面,故事发生在两组时空中。一组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于此间我们会看到,小人物王火生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与瓷的制作过程形成了一组同构关系。制瓷需要经过采土、练泥、拉坯、修坯、晒坯、装饰、施釉、烧窑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而王火生也正是在一系列接踵而至的苦难中——父母双亡、窑厂倒闭、师傅惨死、爱人离世等——逐渐成长起来,从一个乡野小子成长为一名瓷人,再从瓷人的身份改写为一名人民战士,王火生本身就是浴火涅槃的“釉里红”的绝佳注解。而在另一组时空中,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沐浴着新时代的东风,为了梦想而聚集在景德镇。这是一个希望、创意、机遇与诗意交织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正是当前景德镇,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代中国的活力之所在。因而,这部音乐剧的象征意义就突显出来了,它既是讲述瓷的故事、景德镇的故事,也蕴含着历史的印记与时代的精神,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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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音乐剧《上镇》所开创的抒写城市精神的模式是具有启发性的,但这部剧的模式却又不能够被轻易复制,这是为什么呢?某种程度上,上镇与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有着某种家族相似性,但口外、关外、南洋并不是某个城市的确指。我们的文艺作品《走西口》《闯关东》等虽然口碑不错,但它们并不指向一个确定的城市,城市精神的建构也就无从谈起了。《上镇》则不同,因为景德镇并不仅仅是一个如口外、关外、南洋等代表希望的概念,它同时是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在场的地理空间,而且是一个有着绵延千年的瓷文化积淀的空间。在此意义上,《上镇》是景德镇的专属音乐剧,瓷都景德镇在剧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更是这部剧的动力和精气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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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剧|评音乐剧《上镇》|抒写城市精神:中国音乐剧的新出路】为什么是音乐剧?为什么要用音乐剧来展示景德镇的历史和文化?一方面,当下的景德镇是一座如此现代、如此多元而又极具包容性的城市,那么以音乐剧这样一种极具综合性的、海纳百川式的艺术形态来展示景德镇的历史和文化,应该说是非常恰切的。另一方面,我们说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气质、文化记忆、文化标识,一提到景德镇,我们本能地就会想到瓷,而这部音乐剧本身无论从故事内容、场次结构、舞台设计、舞蹈动作等都是与瓷有关的。瓷本身也是一种乐器,尤其是景德镇的青花,击瓷所发出的“磬”声本身也是悦耳的,如果在创作中,能把这一元素加进去就更完美了。所以,无论是从艺术形态、艺术格调,还是《上镇》这部音乐剧所表现的主题或内容上,这部剧的出现乃至成功都有它内在的或者天然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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