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天窗绳墨于曲直”，明代君臣礼仪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犹衡于轻重前言

前言
在儒家思想中，礼制服务于帝王，是统治者重要的政治手段。
历史上，礼制话语权并不是一直掌控在帝王手中。
随着历史的发展，礼制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礼制话语权经常会有变动。
那么，明代的礼制话语权是怎样变化的呢？一、明朝前期“礼制话语权”的出现
一般来说，皇帝是拥有最高礼制话语权的人。在实际的情形中，却往往会出现些许偏差，部分皇帝缺少足够的礼学知识，缺乏制礼的能力。
杰出的儒学大臣凭借着丰富的礼学知识，在礼仪的讨论中获得主动权。如此一来，皇帝的礼制权便会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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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草莽出身，是一个平民皇帝，对礼仪的研究自然比不上儒学大臣。在建国之初，只能将礼制话语权授予一批儒学大臣，让他们来制定礼仪制度。
洪武三年，著作《大名集礼》就是明初儒士们广集思想所编制的，儒士们倾向于上古礼义，特别是周代礼制。这样的礼制大体上适应了皇权政治的需要，但过去的礼制放在明代，难免有一些不适合的地方。
朱元璋在深入学习了礼学知识之后，也发现了礼制的不足。他用天子的政治魄力，大胆突破周朝礼仪的束缚，重新建立一套天子的最高礼制权威。《明太祖文集》记载：“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奢。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朱元璋第一次用皇帝的权威否定了周制的神圣性，在后来的诸多事物中，朱元璋和大臣之间在礼仪的讨论中出现了分歧，但是由于君臣间政治权势的悬殊，还远远达不到礼仪冲突的程度。
朱元璋并没有粗暴的独断礼制，而是先从理论上否定了崇尚古礼的标准，重新夺回了礼制话语权。
比如孙贵妃薨逝，大臣们讨论丧服制度，儒臣们都认为应该以《周礼》、《仪礼》为标准， “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 ”
这突出表现了崇尚周制的集体统一性。朱元璋认为不能完全按照古礼来执行，《周礼》、《议礼》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是绝对的标准。
他以古人母丧之论作为佐证， “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 ，这说明为母亲服丧三年才是“天理人情之所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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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亲制序文，重新制定礼制标准。序文中一方面批评了儒臣墨守周礼的做法， “迂儒俗士，果不识时务” ，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礼出于天子”的思想，重新树立了天子的礼制权威。
后来，朱元璋从时务、人情和礼制的现实可行性出发，再次在主要祭祀上突破周制束缚，进行了结构调整。将天地、社稷的祭祀由周朝的分祀改为合祀；太庙弃用周朝的“都官之制” ，改用唐宋的“同堂异室”之制。
朱元璋的这些改变不再以周礼为标准，基本上没有再受到儒臣的反对。可见，朱元璋已经完全主导了礼制话语权。
在君权独尊的政治前提下，洪武朝的礼制话语权还是在于皇帝，只是由于皇帝的礼学知识不足才假于大臣，但儒臣制定的礼制既不符合当下的需要，也不符合皇权的利益。
因此，朱元璋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之后夺回了礼制话语权。这也说明，皇权优先于礼制，礼制只是辅佐皇权的工具。二、君臣在礼制方面产生冲突
洪武朝之后，明朝政治的重心由开创转变成守成，在礼制方面谨守祖宗成法，不需要太多创新，儒臣扮演的则是礼制与祖制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的角色。《明伦大典》记载：“朕篡承鸿绪，祖述成宪，凡宗庙朝廷之礼，壹惟组训是遵。 ”
成化之前，国家礼制大体上按照已有的礼制运行，也能根据皇权的需要作出调整和变通。如建文帝继位，追尊其父懿文太子为兴宗，入太庙享祀。成祖夺取皇位之后，又恢复了懿文太子的谥号，迁出太庙，改置于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