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汉代朝廷与关东豪族在迁都一事上有哪些隐情？

三十二人是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最主要的功臣，同时，他们差不多全是豪族出身，其中关西仅为耿奔、景丹、万修、窦融四人，其余均为关东之人，尤以南阳、颍川、河北为主。东汉建立之初，扶风茂陵人郭仮就曾向朝廷建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 ”于此，亦可见以南阳为主的关东人在朝廷的势力之大。总之，刘秀最终胜利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得到豪族强宗，尤其是关东豪族的鼎力相助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些豪族功臣之所以拥戴刘秀称帝，所以，在东汉建国伊始，这些功臣就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对皇帝权力有所干预。
由光武帝“以谶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 ，而不得不作罢，说明这些功臣甚至可以左右光武的意志。即使在东汉统一后，豪族强宗为维护自身之利益，仍不惜以武力公然对抗朝廷。例如，鉴于“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 ，働朝廷“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 ，实行“度田” 。度田对拥有大量土地及依附人口的豪族强宗显然是不利的，因此，他们趁势起来反对。
朝廷虽然以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方式“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平息了事态，但也不得不向大族豪强妥协，不再认真检査其垦田与户口的实数。朝廷的度田也并没有遏制住大族豪强势力的发展，而且还拥有私家武装， “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冬穷息之寇” 。度田事件清楚地表明：东汉虽然利用豪族取得了天下，但豪族势力同样也是朝廷最为严重的威胁。尊事实上， “度田”的阻力主要即来自关东豪强：“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 “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而且，武力反对“度田"的叛乱亦以关东之“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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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田尚行不通，何况是让关东豪强“惧关门之反拒”的迁都呢？我们知道，前汉之所以弃洛阳改都长安，就是为了凭借关中的地理优势制御关东，具体说来,就是为了制御关东的诸侯王、六国旧贵族以及其它可能对朝廷构成威胁的地方豪强势力。
西汉洛阳移都关中后，实施了一系列“以关中制关东”的地域控制措施。例如，不但凭借关中“被山带河”的地理形势，自南而北构建了“抒关、挪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 ，并实行严格的关津制度，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而且以实陵邑为名，强制迁徙关东豪强至关中，通过割断他们与乡土宗族势力的联系，来有效地削弱、打击关东豪强，从而达到“内实京师，外销奸猾” ，所谓“不诛而害除”的目的。
以实陵邑名义迁徙关东豪强到关中后，关东一度甚至出现了“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幷之民，万里之统，海内赖安”的情况。为此，朝廷将其奉为制御关东豪强的国策。刘秀虽然依靠关东的豪族取得了天下，但这些豪族同样是使其不能高枕而卧的腹心之疾。可见，西汉立都关中，凭借关中制御关东一事，对处于同样境况下的朝廷来说显然是制御关东豪族可资效法的成功经验，而对于关东豪族来说则是“殷鉴不远”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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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完成统一以后，当关东的豪强大族成为帝国的主要潜在威胁时，刘秀迁都旧京的真正动机之一乃是像西汉一样，凭借关中，制御关东的豪强大族势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朝廷显示了迁都关中的迹象时，便立刻在关东豪族当中引起了“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的恐惧和震动。而这种基于前朝教训和由此而对自己切身利益的深切忧虑，正是关东豪强极力反对迁都的根本原因。关东豪族势力的强大，最终使朝廷迁都关中的愿望无法实现。
东观史臣对此虽未曾明确点破，但钩沉发隐，不难看出，在经历了与豪族利益、力量博弈的度田事件之后，朝廷对事关豪族利益之事所釆取之谨慎态度。就在平息了度田事件以后的第二年即建武十七年,刘秀总结自己的统为经验时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这似乎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即奉存与事实上已经崛起且强大难治的豪族势力在一定的底线内采取妥协、让步、姑慮的政策。这恰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光武平定天下之后，自然只好暂顾目前，说不上什么远大的计划了。而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