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禁止出境文物 · 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 (195-III-014) 书法|颜真卿|郑板桥|品质|极品

滇王金印证实了古代文献上对古滇国的记载，但文献上对古滇国的描述却不多。好在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随滇王金印还出土了很多青铜贮贝器，表现了古滇人形象和生活场景的文物，可以帮助现代人了解古滇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程度。
在多件青铜贮贝器中，有两件历史和艺术价值最高，一件随滇王金印及其他文物被送到北京，一件留在了云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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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的青铜器以炊器和酒器为主，还有一些模拟动物形象，有人像的却不多。而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古滇国青铜贮贝器，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不大的顶盖上却有一百多个青铜人物，还有各种动物，在中国青铜文化中非常罕见，也格外宝贵，因此在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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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历史上，云南地区是孟加拉虎和印支虎活动频繁的地区，古滇人既怕虎又敬虎，所以出土的各种青铜器上，大多有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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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时器内有300多枚贮贝，为贮存器，也就现在的存钱罐。在云南出土了很多贮贝铜器，里面都保存有大量海贝，说明在秦汉时期，以滇池为中心的古滇国和云南地区的其他族群，仍然以贝为货币。
在秦汉时期中原的史书中，记载着在西南边疆一直有不同于中原文明的族群存在。到西汉时，在贵州地区是以自大而闻名的夜郎国，云南地区是古滇国，两广地区是南越国。其中，南越国的情况比较清楚，这个由秦将赵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基本属于中原文化。
而关于夜郎国和古滇国，史书中说的就不太详细，特别是虽然史书中都称它们为国，但基于中国古代史书的不严谨性和对国的不同定义，所以对于夜郎和古滇到底是否存在，或者达到何种文明程度，光靠史书就很难说了。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云南地区的考古工作，逐渐揭开了古滇国的面纱，特别是出土了贮贝铜器和大量海贝，表明他们还处在非常初级的商品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生产能力也比较有限。
【国家禁止出境文物 · 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 (195-III-014)】此外，过去对古滇人的族属也看法不同，有的认为是当地土著，有的认为是中原人流入云南。
好在诅盟场面贮贝器的盖子上，铸有127个形体完整的圆雕立体人物，是我国青铜器中表现人物数量最多的一件，还有各种动物、器物以及房屋，使我们还可以直观地看到两千年前边疆地区居民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大致面貌，了解到古滇国的社会性质，从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建宁郡·味县》等古书中，都记载古滇人好巫鬼，遇大事要设立祭台，举行诅盟典礼。
这件贮贝器正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滇族社会的“诅盟典礼”仪式，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相吻合，也说明秦汉时期的古滇国仍处于酋邦的水平，还没达到国家的程度。
这个被绑在祭柱上的裸体男子就是祭品，他目光呆滞，没有任何表情，静等着被献给上天。
旁边其他人还捧着大鱼，准备连同人牲一起祭祀。
不过更远处的人们似乎把典礼仪式也当成赶集的时间，那边杀人，这边忙碌，各干各的，看来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这种血腥的事是很平常的。
器盖上的众多人物，以干栏式建筑为中心，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戴高帽子的大人物。
这位戴着高帽子的大人物可能是这次祭祀活动的主祭人，也可能就是滇王。他静静地坐在房顶下的阴影中，同在房顶下的其他人都低他一头，显出他的高贵和冷酷。
我几次把焦距拉到最大，想拍下这位大人物的形象，都只是一个侧影，但仍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在房屋和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平台左右两侧还有两面更大的铜鼓。
在中原地区，商代以酒器为礼器，周代以炊器为礼器，而西南地区流行用铜鼓作为权力。
大概这和当地的社会形态进程相关，那里没有中原地区国家一类的紧密社会组织，所以能把声音传递到很远地方的铜鼓就成了号召力的象征。
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礼乐文明之路，铜器多为象征意义强烈的礼器，这也影响到后世中华文明的艺术发展，抽象的比形象的多，写意的比写实的多，所以当秦始皇兵马俑出土后，强烈的写实风格让研究人员不敢相信古代中国人会有如此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