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日本儒学在江户时代，脱离了禅宗和朱子学的官学化

引言
在室町时代后期，京都五山的禅僧中，已出现了专攻儒典的风气。藤原惺窝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为具有丰富儒学教养的名僧。 1593年，当时的关白丰臣秀次曾邀他参加诗会。
室町时代后期，战乱不休。上杉氏内部首先发生内乱，此后上杉氏又与后北条氏发生冲突，关东地区也不安宁。足利学校的经营日渐困难。 1560年，第七代庠主九华认为学校前途无望，辞职欲归乡里。途经小田原城时，北条氏康、氏政父子邀请九华讲学，并应允援助学校，劝说九华回校。自此，足利学校便得到后北条氏的保护，作为全国性的汉学教育中心，于战乱中勉力经营下去。《镰仓大草纸》一书谈及足利学校时说“近顷，诸国大乱，学道亦中绝，此处乃日本唯一之学校。 ”这确实反映了实情。
葡萄牙的耶稣会教士沙维略（1506年－1552年），在1549年10月从日本寄往果阿的信中也说“坂东（即关东）有学院，日本国中最大而最有名也。 ”据说，当时有学生3千余人，来自全国各地。就明经博士清原家来看，最早在传统家学中添加宋学新义的是清原良贤。在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现仍保存元天历元年（1328年）刊行的《礼记集说》5册。在第1册的书后，有清原良贤亲书的附记。其中说：“永和元年（1375年）5月2日以此本候禁里御读讫。 ”这是指清原良贤曾为后园融上皇进讲《礼记集说》一事。《礼记集说》是宋末元初的著名朱子学者陈浩的著作。由此可见清原良贤在宫廷讲学已参酌新说。

文章图片
纵观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儒学，大体可以看到如下的发展线索：在镰仓时代初，汉唐训诂学性质的儒学已陷入衰落、停滞状态。自镰仓时代中期开始，宋学作为禅宗的附庸开始在日本传播，但仅是作为禅僧的教养而为独占。镰仓时代末期以后，皇室、公卿与博士家受到宋学影响，形成京学公卿、博士派的新旧注折衷学风。
到了室町时代后期（即战国时代），由于地方大名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和博士、禅僧流向地方，宋学不仅普及偏远各地，而且地位日渐提高，以致形成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在镰仓、室町时代，宋学势力虽仍居于佛教之下，未能脱离佛教而独立，但经长期流播、浸润，其影响已逐渐扩大，从而为江户时代儒学的独立与全盛，准备了条件。
【【历史故事】日本儒学在江户时代，脱离了禅宗和朱子学的官学化】藤原惺窝的“深衣道服”
继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之后，德川家康（1542年－1616年）继续进行统一日本的武力活动。 1603年，他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了江户幕府。重新归于统一的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日本史学家称之为“近世”）。进入江户时代后，儒学摆脱对于佛教禅宗的从属，开始独立发展，进入它在日本的全盛时期。

文章图片
藤原惺窝（1561年－1619年）脱离禅门转向儒学并还俗，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象征性事件。藤原惺窝是名门贵族藤原氏冷泉家的后裔，从7岁时即剃发进入故乡播磨龙野的景云寺。 18岁时，他的父兄在战乱中遭土豪袭击而死。于是，他不得不陪同其母离乡来到京都，并进入禅宗五山之一的相国寺为僧。此后，象其他禅僧一样，藤原惺窝既学禅学，又习儒学，还接触了中国的老庄思想。在室町时代后期，京都五山的禅僧中，已出现了专攻儒典的风气。藤原惺窝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为具有丰富儒学教养的名僧。
1593年，当时的关白丰臣秀次曾邀他参加诗会。同年冬，以后成为江户幕府第1代将军的德川家康，也请他去江户（今之东京）讲《贞观政要》。然而，是什么力量促使藤原惺窝这样的名僧脱离禅宗而转向儒学呢？这与他受到的来自大陆的思想影响，具体地说即朝鲜朱子学的影响或许有关。 1590年，朝鲜国使一行访问京都。藤原惺窝曾前往拜访，并以诗文赠答。
朝鲜使节中的书记官许之曾致书藤原惺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子释氏之流而我圣人之徒，拒之尚无暇，反为不同道者谋，岂非犯圣人之戒而自陷异端。 ”许箴之是朝鲜朱子学派（李退溪学派）的一员。他峻别禅儒，视藤原惺窝为“不同道者”的态度，不能不使长期生活于禅儒一致习气中的惺窝受到很大刺激。 1596年，藤原惺窝企图渡明以求学，但遇风浪未能成行。 1598年，他在京都又遇到了在丰臣秀吉侵朝战争时被俘的朝鲜学者姜沆，彼此间经常进行学问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