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王安礼转任各地终老太原

《湖州府志》载王安礼于元丰元年十一月赴闕，《宋史》、《东都事略》均载王安礼以开封府判官召还，在润州、湖州王安礼的政绩各史书并无记载，但从被神宗召还分析王安礼应是有一定的政绩引起皇帝的注意，因此被召回京城。
而再次回京的王安礼更受到神宗的赏识器重，《宋史王安礼传》载“召为开封府判官。尝偕尹奏事，既退，独留访以天下事，帝甚乡纳。 ”后王安礼官至尚书左丞，在京城的几年展现了其卓越的才能，也达到了人生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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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史王安礼传》载，王安礼判开封府之后的所任的官职依次为，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以翰林院学士知开封府、拜中大夫、尚书右丞、尚书左丞，《长编》卷三百四十七元丰七年七月甲寅载“尚书左丞王安礼为端明殿学士知江宁” ，以上就是王安礼在开封近七年间所任的官职。
已载明王安礼是以“太常博士，直集贤院”职务被抽调赴闕，回到开封之后的王安礼又被任“直舍人院” ，权发遣提举三司帐司勾院磨勘司、太常博士、直集贤院王安礼兼直舍人院。
盖安礼与王存同修注，其实存请之。熙宁四年七月，未兼诛职者乃许直前。这里《长编》引用了《东都事略》的记载，并且说明了《东都事略》的错误之处， “许直前奏事”是王存的谏议，而不是王偁所言“自安礼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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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丰元年一月到元丰二年七月这半年多的时间，王安礼官职应处于频繁的调动中，《宋史》记载的仅为其主要任的官职，其他的官职并没有记录其中。《宋史》称王安礼“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 ， “直舍人院”又被称为“两制” ，文辞尚未达到知制诰，但是舍人院缺知制诰而临时代职；而规定翰林学士起草诏令并亦带知制诰头衔，称为“内制” ，宋初实行的是“双制”并行，至“元丰改制” ，废除了草拟“外制”的知制诰及直舍人院，舍人院不久亦废。
“修起居注”这一官职是皇帝身边的近臣，皇帝在公开的场合都要随侍左右，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是皇帝最为亲近之人。王安礼在直舍人院同时修起居注，这对王安礼来说是一个很好展示自己的机会。而王安礼也尽心尽责辅佐神宗，在王安礼直舍人院时，发生了北宋年间著名的“乌台诗案” ，而王安礼在营救苏轼事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宋史》及《长编》均记载了这件事。
王安礼先以“直舍人院”的身份任“外制” ，但很快就“知制诰” 。《宋史王安礼传》在王安礼救苏轼后即载“进知制诰。彗星见，诏求直言” 。王安礼知制诰的时间没有具体的记载，权三司使李承之、知制语王安礼，各罚铜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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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礼尝提举三司帐司，与承之互奏帐司事不当故也。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戌午，令李定等根治。这里记载了王安礼在知制诰之前还曾任过“提举三司帐司” ，王安礼救苏轼的事情，此时王安礼还任“直舍人院”一职，三个月期间，王安礼又曾任过“提举三司帐司”之后才知制诰，这也和神宗即将推行的“元丰改制”有关， “元丰改制”需要涉及大量的诏令，知制诰的人数必然要有所增加。知制诰之后，王安礼还曾因“见彗星”而上疏直陈朝廷存在的问题。
这一记载和《东都事略》记载基本相同，而《东都事略》省去神宗所说之言。《宋史》记载王安礼所说之话和此处不同，但是意思大致相同。王珪当时为首相，王安礼借助彗星出现这一时机来向神宗影射王珪的不法之处，这里也看出了王安礼不惧权力，敢言政事的品质。神宗对于王安礼的进谏，也是非常的称赞，并且鼓励王安礼要多多的进谏，不要有什么顾虑。
在任知制诰之后，王安礼加进翰林学士，王安礼进翰林学士的原因在于神宗欣赏其文采，这点从《王魏公集》中也可看出，王安礼写过很多制诰，文辞皆有可赞之处。而御史反对王安礼的理由也不是说王安礼没有才华，而是从王安礼的品性方面进行攻击，说其“言放行污，无足观者”、“操行污秽”、“恃安石之故，凌傲轻肆” ，这些和之前王安礼出知润州吕惠卿所奏基本相同，而他们所说的可能是王安礼饮酒无度以及狎妓这样的事情，为他们所不耻。王安礼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御史说这样的事情，可以看出王安礼的言行可能的确有放任的地方，本性就是一个无拘无束、放任形骸之人，所以即使被人指责，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