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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年间的两位青年才俊司马光和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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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千年的司马光和王安石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观点】王安石
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是三国时司马懿之弟司马孚之后,在贾充和成济杀了魏帝之后,哭魏帝的那个司马孚,和司马昭一唱一和演双簧的那个人 。司马光父亲司马池,进士出身,父子皆进士 。因此司马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
在其父的熏陶下,司马光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且记忆力惊人,7岁就能背诵《左氏春秋》就能说出个所以然,宋朝科举制度逐步健全而且很严格,许多读书人穷经皓首三更灯火五更鸡,除了正规考试外,《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随机默考一篇,使的读书人通卷都得背诵,这就使司马光有很大优势,宋仁宗宝元元年,19岁的司马光进士及第,进入仕途 。
同样仁宗年代的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1021年生于江西,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江西是有名的状元之乡,“五里三状元,隔河两宰相” 。就是王安石家乡的写照 。
王安石科举那年,本来是王安石的状元,但是宰相晏殊出于私心,拿着放大镜在王安石的试卷里面找毛病,终于找到了“孺子其朋”一句,本是《尚书》里面的一句话,最后被“不可以魁天下”撤掉状元资格,晏殊的女婿杨寘(zhi4)为状元,事后以王安石的性格,拍案叫道“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 。
如果王安石中状元将又是一个“连中三元”的故事 。所以以此看来王安石的才华高于司马光的,后来欧阳修曾赞叹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比司马光小两岁晚四年中进士,开始同朝为官 。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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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两人都是进士出身,在仁宗年代大咖很多,比如欧阳修、富弼、韩琦、范仲淹,杜衍等等,所以两位青年才俊作为第二阶层的后备领导干部培养 。王安石去基层工作,司马光也在陕西华县一带做些地方官,后来司马池去世,司马光守制完毕 。回到朝廷做些文字工资 。
司马光表面温文谦让,做事刻板认真,属于不笑不说话的那种,就是见了老百姓也搭讪几句 。
所以身边聚集有一大群社会有名望有知识的人,比如人们熟悉的富弼(晏殊女婿)、欧阳修、韩琦、曾公亮等等 。王安石变法以后称之为“旧党”,属于传统思想守的那一派 。是仁宗到神宗时代的社会贤达文人 。
王安石执拗,固执,做了参知政事之后(副宰相),人称“拗相公”,品德高尚,坚持理想,时人对其褒贬不一,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做下去,就是仁宗朝,作为储备干部,不怕人微言轻,坚持上书改革,虽然仁宗不予理会,仍旧锲而不舍,这种精神引起一个人的注意,就是后来的宋神宗赵頊 。
后来王安石任宰相期间,启用的新人比如吕惠卿、蔡确、章惇、蔡京等人,称之为为“新党”,这些人比如某些个人品德不好,章惇要把司马光毁尸灭迹,被哲宗阻止,还有六贼之首蔡京等等,还有吕惠卿,给王安石后世评价拉分了 。所以说王安石游走在奸臣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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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继位,国家财政危机,官场腐败,决定挑战祖宗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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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
宋英宗赵曙死后,宋神宗接位,宋神宗的上位是北宋唯一正宗接位的一个,嫡长子继承 。最没有悬疑一个接位皇帝 。英宗年间,国家虽然底子很薄,英宗非常喜欢给大臣们发福利,以至于国库空虚,户部主管拿着账本子给宋神宗看,咱家没钱,埋你爸就简单点,不用什么响班了,和尚道人了,买一付薄皮棺材埋了吧 。
宋神宗接位,宋朝统治将近百年,各种祖宗制度的弊端显露出来,官场腐败,财政危机 。老百姓生活困苦,辽国,西夏国虎视眈眈 。就连其父的丧事想体面点办个国葬都力不从心,所以神宗张挑战一下祖宗家法 。
宋神宗首先找到年近70岁的老先生富弼,因为富弼参加过“庆历新政”,谁知道老先生没有了锐气,不痛不痒地说了一些懒散的话,穷就穷着吧,不要打仗,不要瞎花钱就可以了 。神宗苦笑的走了,钱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瞎花 。其实是神宗是试探一下老油条富弼的态度,毕竟富弼70岁,这样的大事还得保持连续性,心里早就有谱的宋神宗,找到年富力强的王安石和司马光,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主张都是搞钱花吧 。
但是司马光陈述,朝廷开支要小,不要像你爸爸动不动发福利,发给我的我又回给朝廷,不赞成年年给大臣福利,是主张省钱的办法,简单说就是朝廷少发福利,朝廷要节省办公费用,也就是“节流” 。
王安石说“君实之言差矣,朝廷该花的钱还得花,军备还得整顿,对于党项和契丹还得加强防守,这些钱要从农业和民间借贷上想办法,要发展农业,民间利息要归朝廷”,书面用语就是开源 。
神宗说:好啊,开源节流,那你们二人一起去搞 。司马光说让介甫兄去搞吧,我有编《资治通鉴》的任务,趁机溜了,《资治通鉴》是宋英宗主持的,神宗也不好反对,随你,司马光带着一班人马走了应天府,一去十五年 。
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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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于是搞钱的事就放在王安石一个人身上,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迅速出台,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保马等等,使宋朝国力在短短几年有明显的提升,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但是民间税赋繁多了,老百姓,士大夫都不高兴了 。
于是司马光、范缜、赵瞻、韩琦,富弼元老大臣上书表达了对王安石的不满,还有来自后宫巨大压力,终于在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知府,由吕惠卿接手他的事务,熙宁八年回京复职,君臣之间有了不和谐的信号 。
司马光派看到老百姓底反应强烈,就随着发声反对 。
看看这两家首发阵容 。
司马光派:司马光,韩琦,富弼,吕晦,曾公亮,文彦搏,范缜,孙觉,李策,刘恕,吕公著,王安国,王安礼,黄庭坚,秦观,李常,欧阳修,程颢 。还有后宫高太后 。
都是政府大咖,社会贤达,文人名流 。
王安石派,王安石、神宗、曾布、章惇、吕惠卿、李定、邓绍、舒曼、蔡卞、蔡京 。
其余就是王安石两儿子和女婿 。
因为中间有重量级人物“神宗”,所以一开始算是旗鼓相当 。
司马光派攻击王安石派首先是枪手吕晦打先锋 。
上书说王安石“执邪见,不通物情,天下必受其害”,神宗怒,罢其官 。
韩琦,曾公亮因此告老还乡,范缜辞官不做,欧阳修隐退山林 。出现了官员集体要挟的局面 。
《青苗法》颁布,司马光亲自披挂上阵,原来司马光还劝告大家不要过激,这会也坐不住了,原来苏轼弟兄,李常,程颢还在王安石一边,《青苗法》出来之后也倒向司马光一派,并且言辞激烈 。
司马光开始和王安石唇枪舌战书信往来,给王安石的信说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王安石回复《答司马谏议书》一一辩白,战斗到了一个高潮 。
司马光派这么多大咖的攻击,大佬宋神宗有点顶不住了,看到了给国家捞的不少钱,目的达到了,有的地方是时候就开始依着司马光一派了 。
熙宁九年六月,王安石之子王雱去世,王安石悲痛中辞去相位,结束政治生涯 。
司马光和王安石个人关系 。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进士及第,年龄相当,出仕时间司马光早一点,但是王安石升迁快,得益于神宗倾向于王安石的政策,两人都有学问,品德高尚,见面总是“君实兄”“介甫兄”,不直呼其名,互称表字,客客气气,都表现出足够的文人修养,相互尊重对方才华品德,个人关系处的不错 。
由于变法,可能政见不同,势必影响个人关系,特别是王安石的《伤仲永》,映射司马光虽然有才华,会一事无成,泯然众人也 。
自此之后,两人除了政治,别的事务也开始唱反调 。
两个人南辕北撤,也谈不上什么好关系,只剩下官场客套话、文人的尊严话了 。
司马光上台全面废除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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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地图
后宋哲宗登基,高太后垂帘听政,请大咖司马光主持政事,彻底对王安石新法全面否定,并且对王安石时代的民间事,以及国土事都进行反复,不惜损害国家利益 。
比如,宋神宗年间,登州阿云案 。
登州阿云许配给韦阿大,嫌其丑陋 。
谋杀时只是砍伤手指,归案后刑部大理寺判死刑,御史台弹劾判决不当,上报神宗,神宗征求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的意思是按照《大宋律》,谋杀亲夫死罪 。
而王安石的意思还没有成婚,不是谋杀亲夫,只是普通伤害罪,王安石认为阿云不同意成婚,是违律婚姻 。
因为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后果,宋神宗根据王安石意思,赦免阿云,后来宋神宗驾崩,司马光出任宰相,把17年前阿云案翻案,判处阿云死刑,立即执行 。难道司马光一个宰相和一个民妇过不去吗?
当然不是,是为了彻底推翻王安石的政策,所以涉及到方方面面,城南旧事重提也不足为怪 。
最重要的是西夏一事,这是后世对于司马光抨击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在不知道国家版图的情况下竟然把河湟地区割让 。因为那里是王安石主张打回来的 。所以司马光了报复新政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
那个国家也是只有得不到的疆土,没有没用的疆土,司马光给出的理由:
“......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以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御守,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废刍粮......,”国家的疆土都是用士兵鲜血铸就的,作为宰相用如此荒唐的理论,说割让就割让,从宋真宗“澶渊之盟”开始,接受屈辱,朝廷体面,国家尊严荡然无存 。这也是司马光为了废除新法,不顾青红皂白的做法,为反对一个人全面否定的做法 。
这也是整个宋朝时期的国家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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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党争如风云变幻
王安石和司马光同年去世,王安石先去世的 。司马光去世之前交待众人对王安石“不可毁之太过”,大概司马光也想到有些地方矫枉过正 。
铺垫了好多事实,王安石和司马光历史上谁是奸臣还是谁是忠臣呢?一千多年来还是有许多说法的 。
司马光是奸臣吧,他领着当时的文人大咖,既然是奸臣,那么多人的眼光是雪亮的,都有判断能力,一个人能失去判断能力,一群有德之士不可能跟一个奸臣吧,但是司马光上台后报复心里很强,不像一个君子作为,特别是阿云事件,你不能把前朝的怨恨发泄到一个民妇上吧!?
明朝陈汝锜评价:
“……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 。……”,靖康之难说是司马光是罪魁祸首 。
再说王安石,说是奸臣,他刚直不阿,不谋一己私利,一心为国,使国家确实富有,看似是个大忠臣 。
说他是忠臣,他领着一班奸臣在跳舞,后面出了祸国殃民的奸臣导致国家腐败灭亡,比如蔡京 。
在新旧党争中,蔡京投机那面上风走那面,苏轼也有此现象 。
王安石的政策,到了宋徽宗手上被蔡京歪曲的不是利国,而是成了敛财的工具和依据了 。
祸害了百姓,加重税赋,加重劳役,弄的怨声载道 。
宋高宗编修《宋神宗实录》的时候就把王安石已经归于奸臣,也就蔡卞,蔡京的原因,因为宋神宗时他们是一派,蔡京祸国殃民,蔡卞是王安石闺女女婿,所以宋高宗就认为王安石不是什么好鸟 。
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清朝,有人将王安石,王莽,贾似道,归为一类说他们“皆以扰民乱致”,到了现代,人们对社会改革的认识,对王安石有所原谅,现代观念让王安石身上增添了许多光环,让死了一千多年的王安石始料未及 。
当然王安石变法,操作不当带给后来宋徽宗年代大臣之间只有党争 。
“靖康之难”宋徽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占到百分之五十,不过宋徽宗五国城坐井观天买单了 。
其次宋朝重文轻武的做法占了百分之三十的责任 。
最后“党争”占到百分之二十分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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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暗涛汹涌
后续的话,新旧党争,波涛汹涌,也是导致靖康之难的原因王安石离开以后,宋神宗顶着压力独自操作,为了给保守派一点反击,苏轼成了这次斗争的牺牲品,苏轼由于发了点牢骚,成了“乌台诗案”的核心 。
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上书劝神宗不宜诛杀名士,貶苏轼于黄州 。苏轼在黄州作出了《赤壁怀古》一文 。
宋神宗之后宋哲宗,大咖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扶持下,走马上任宰相,其实也就再活了一年,这一年中间他做了一些什么?
打击新党,废除新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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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徽宗时大搞党争党狱
无论在变法时期,还是废除新法之后,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首的两派,明显形成“旧党”和“新党”,也就形成了党争,北宋的党争最后不是讨论一个学术,也不是争取一个道理,都是争的权力,你方唱吧我方上,即使司马光和王安石作古,两派轮流上台表演,对于靖康之难有一定的责任 。
宋哲宗时期高太后垂帘,旧党控制朝廷,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搜罗新党章惇、蔡确之弊,制造“车盖亭诗案”,该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打击政敌覆盖面最广的一次,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字狱 。
后哲宗亲政,章惇回京对旧党进行了打击,苏轼、刘挚、黄庭坚、王岩叟,刘安世都贬出京城,并且政治上在哲宗朝永无翻身机会 。
一直延续到宋徽宗年,重用蔡京为首的六贼,大兴“党狱”对国家得灭亡有直接的责任 。
当然“靖康之难”宋徽宗要负主要责任,不务正业,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和大臣之间的嬉笑时,宰相李邦彦光着膀子爬在树上逗乐子 。失去国家尊严,朝廷体面,有辱斯文,后来五国城坐井观天买单,宋徽宗一点不冤枉 。
不以文化论忠奸 。纵观唐宋以来,以及到明朝,名相不少,奸相也不少,无论忠奸,有一个共同特点,进士出身,文化修养很高,比如后世明代严嵩 。
我们盘点一下宋朝的宰相,有的甚至状元榜眼出身 。
赵普、薛居正、沈义伦,欧阳修,范仲淹,文彦博,寇准,韩琦,王安石,曾公亮,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蔡京,李刚,张邦昌,汪伯彦,章得像,吕端,富弼,吕蒙正,丁谓,万俟卨,陆秀夫,贾似道,文天祥,晏殊,汤思退,吴坚,秦桧等等 。
这些宰相都是寒窗十载,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名满天下 。但是中间出了不少奸臣,比如祸国殃民的巨奸秦桧 。
所以一个臣子忠奸与他文化无关,与他个人思想,行为有关 。只要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利益,只要阻碍国家发展 。这样的臣子就是奸臣 。表面的和睦只是伪装,骨子里完全是卖国求荣,包括出卖国家主权和土地 。无论什么时代,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以这个标准区分一个人忠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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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论 。宰相的职责,就是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为国家长治久安举贤任能,帮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制定国家发展战略 。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作为宰相,我们分析一下 。
王安石其人,外形,不修边幅,蓬头垢面,但是文学才华品德兼优,变法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满足个人野心,虽然称“拗相公”,但是为人心地善良,“乌台诗案”,为政敌苏轼说情,足以看到其为人,他所变法为的是富国强军,站在国家最高利益出发点,战略眼光长远,虽然民间负担加重,但是符合以民养军,以军卫国,以军护民的共存共荣辱的共生关系 。
虽然造成“朋党”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出发点是好的,新法被废,宋朝错过一次彻底中兴的机会,从此真的走向积贫积弱,而且积重难返,即使到了南宋,也是苟延残喘,虽然千百年来对王安石忠奸有争议,透过现象看本质,王安石无疑是一个大忠臣 。
再说司马光,办事认真,老成持重,为了废除新法,不遗余力否定王安石,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资治通鉴》首先没有给自己作为镜子照照,真是讽刺,历史总有许多美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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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砸缸
一本书,一口水缸,几乎没有政绩的司马光让他赚足了历史的资本,但是这两块美玉,远远掩盖不了他为奸的瑕疵 。割让土地,本来宋朝疆域没有北方屏障,北方草原上的狼外婆们,比如西夏(党项)、契丹、辽国、高丽(金国)、蒙古 。对中原虎视眈眈,垂涎已久 。
最后宋朝被外族所灭,其中也不免有他司马光的责任 。
司马光虽然没有秦桧,贾似道之流可恨,但是为了全盘否定王安石,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打击新党,发泄私愤,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不惜丧权辱国,就河湟一事足以让他脸谱化的历史奸臣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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