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正刚丨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 三 ) 喜文|汉中|长街|汉中市

第二，3号墓出土遗物:
剑，茎作圆柱形，上有三周凸起的圆箍，首呈圆盘形，腊厚而宽。这些特征同原平峙峪村出土的吴王光(图闾)剑相同⑨。吴王光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左右。同时该剑同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第2729号墓IV式剑(M2729:20)⑩、陕西客省庄第202号墓铜剑(K202:14)、唐山贾各庄第16号墓铜剑(墓16:15)均相同。根据林寿晋先生在《东周式铜剑初论》一文中的统计，这一类剑在洛阳中州路报告中，第1418号墓和第 2729号墓两件属春秋晚期，第2724号墓、第 2728号墓二件属战国早期，第2417号墓一件属战国中期。安徽寿县蔡侯墓、亳县曹家岗各一件属春秋晚期。湖南长沙东郊第301、316号墓二件属春秋晚期，第120、216、 260、313、315、317、318、320、321、322、325、340号等墓出土的十二件属战国早、中期。仰天湖第25号墓一件、沙湖桥第35、39、58号墓的三件、左家公山第15号墓的一件、紫檀铺第30号墓的一件均属战国早、中期。陈家大山一件属春秋晚期，二件属战国中期。湖北那城七里界一件属战国早、中期。从上述材料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类型的剑，最早见于春秋中期，非常罕见，大量使用是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的早、中期。同时这件剑也和解放前李峪村墓地出土的吉日剑(又称少虡剑)相同。吉日剑上铭文字型肥胖，应为春秋中、晚期，不同于战国时期文字单线刻划类型。(注:关于吉日剑文字考证，张颔同志另有著文)。壶，壶身同战国早期的嗣子壶之壶身相近。兽面衔环耳、绳络纹和圈足上的绚索纹也都是在战国早期常见的纹饰。容庚、张维持先生曾指出，壶在“春秋末期以后多无盖、耳多蹲兽或兽面衔环”，因此壶的时代定在战国早期较合适。盘，器身和纹饰布局都和唐山贾各庄出土的M18:5铜盘相近，其图案形蟠螭纹，盘内鱼纹、鸟纹和龙纹等也都是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常见的纹饰。簋形器，于见唐山贾各庄第18号墓 (M18:3)，在该报告中定为战国时期。综上所述，3号墓的时代应定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甚至更晚一些。
同时再参照李峪村墓地解放前出土的大批青铜器进行分析。
这批器物目前见于著录和收藏的，有商承祚著《浑源彝器图》，日本梅原末治著《战国式铜器之研究》和上海博物馆藏品(据李峪大队东湾村社员张耀谈，上博藏器是1923年高凤章兄弟在金谷洞发现的)。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牺尊(图版伍，5)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定在春秋时期。夔带纹壶(图版肆，4)《商周彝器通考》定在春秋战国时期。蟠螭纹罍(图版肆，5)的器身和长治第270号墓13号罍相似。兽耳蟠螭纹盖豆(图版伍，1)和盖上有兽形纽的蟠虺纹鼎(图版肆，3)都属于春秋中、晚期。簋形器(图版肆，2)则属春秋末战国初。《浑源彝器图》15页之敦(该书称夔纹豆)与春秋时的齐侯敦相近，该书19页之带练状提梁的绳络纹壶和第10页之素簋，梅原氏书中所见盘中饰脊鳍一、腹鳍二式的鱼纹，以及鸟、鸟龟等，时代都应定在春秋末战国初。
还有铜器上的纹饰，夔纹作“S“形，中间填以雷纹，鼎盖上的小鸭、虎等兽形都和春秋晚期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陶范花纹相一致。
所以，李峪村青铜器的时代延续长，应该有早、晚之分，不能认为是同一时代的，其上限早到春秋中、晚期，下限可到战国中、晚期。遗址的主要时代也是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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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李峪青铜器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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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峪村青铜器
和燕文化的关系
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青铜器，其中有一部分从器形到纹饰都和河北省北部阳原九沟村、怀来北辛堡、赤城县龙关，中部行唐县李家庄、庙上村、黄龙岗，唐县北城子、钓鱼台，满城釆石厂，涞水县永乐村，东部唐山贾各庄和西部原平峙峪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高兽蹄足鼎，簋形器，双耳、高柄、足呈喇叭口状的盖豆，兽头形匝等。特别是器盖上的纽做成禽、兽状，一些铜壶上镶嵌错金狩猎纹等，更具有这一地区的地方色彩。这就大体上可以看出李峪类型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即西至山西浑源、原平一线，北至河北赤城一带，东至唐山贾各庄，南至保定以南的行唐县等(图三)。
同时李峪类型青铜器鼎、盘、壶和陶器豆、篦、壶、晅、鉴以及瓦当上的花纹都喜爱用小兽和兽、鱼、鸟等。例如:《浑源彝器图》第二页夔纹鼎二盖上的小鸭形纽、腹部的蟠夔纹，第四页虺纹鼎二盖上的虎形纽，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鼎盖上的小狗形纽(图版伍，2)、错金兽纹壶(图版伍，4)、镶嵌狩猎纹豆(图版伍，3)上的纹饰和盘中的鱼、鸟、龙纹等都和燕下都出土的IV式、Ⅲ式陶壶、瓦当上的花绞，陶方豆、陶方簋、陶方壶、陶盉、陶匝、陶鉴等上面的兽纹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