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耿定向起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离开黄安赴京就任。七月,耿定理卒。这成了李贽和耿定向关系的转折点。李贽在耿家,不仅作为门客,还担任着家庭教师的角色。李贽刚到来时,耿氏兄弟皆丁忧在家。然而,万历十二年,耿定向被起用赴京,三弟定力亦赴蜀中官任,定理又不幸去世。此时留下“遗弃人伦”的李贽在家教授耿氏子弟,耿定向又如何能够放心?耿定向作为传统的官僚士大夫,将追求功名、光前裕后作为正路,故担心李贽的言行带坏耿家子弟,所以他通过各种渠道批评、规劝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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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之术。耿定向曾提出“学有三关”“有四证”以及“慎术”的主张,说:“学有三关,初解即心即道,已解即事即心,其究也须慎术云”。“慎术”典故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孟子认为,人从事的职业会对人的心术产生影响,制作箭矢的唯恐不伤人,制作铠甲的唯恐伤人,巫祝希望人活,梓匠希望人死。在人之本性上,矢人并非不仁于函人;其所以不仁于函人者,以其术使之然也。耿定向对孟子“慎术”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何谓慎术?曰:皆事,故皆心也。顾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学为大人乎?抑为小人乎?心剖判于此,事亦剖判于此;事剖判于此,人亦剖判于此矣。孔子十五志学,学大人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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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耿定向要人必学孔子之术的观点,李贽作《答耿中丞》为自己辩解。首先,他指出,自己和孟子不同,孔子之术也不是唯一的正途:“学其可无术欤”,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于孔于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也。仆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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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李贽指出,“仁者”也可能害人,他们“以天下之失所也而忧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强加于人,用德礼禁锢人们的思想,用政刑束缚人们的行动,其结果却是造成人们的“大失所”,不得安宁。李贽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基于自己在姚安知府的经验。他继承了道家的政治观,提出了“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主张,要求自由发展人们的“自然之性”,顺从其“富贵利达”的要求。最后,李贽认为学者各有其学,不必统一,更不能要求别人与自己相同:“(孔子之学术)公既深信而笃行之,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为自善,所用自广,所学自当,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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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淡”。万历十三年闰九月十六夜里,耿定向梦到与王锡爵论学,中间提到“窃读昙阳遗教中常揭‘淡’之一字,此大道之真诠也。”并说“惟淡,知乃良,不淡,知弗良矣。淡固良知之宗祖也。”第二天与周思敬(字子礼)、李登(字士龙)谈论此梦,认为“吾人胞中多少浓酽处潜伏隐微而不自觉者”,故“淡”一字极为吃紧,学者应当将“夙染习气”,尤其是“名义爱好心”这样“积习之深锢者”痛加“湔磨刷涤”,才能达到“淡”的效果。耿定向若有所得,于是作《纪梦》一文,寄给黄安的子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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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对耿定向所说的“淡”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作《答耿中丞论淡》,说“所谓湔磨者,乃湔磨其意识;所谓刷涤者,乃刷涤其闻见。”即应当摈除自己的成见。并指出“若苟有所忻羡,则必有所厌舍,非淡也。”对事物不能有偏好和厌恶,才可称得上“淡”。针对耿定向的情况,李贽指出,人应当“放开眼目”,具备“达人宏识”,眼界胸怀放开,才能真正达到“淡”的境界:见大故心泰,心泰故无不足。既无不足矣,而又何羡耶。若祗以平日之所饫闻习见者为平常,而以其罕闻骤见者为怪异,则怪异平常便是两事,经世出世便是两心。勋、华之盛,揖逊之隆,比之三家村里瓮牖酒人,真不啻几千万里矣。虽欲淡,得欤?虽欲“无然歆羡”,又将能欤?此无他,其见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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