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是一个社会历史进程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二 ) _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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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类的生存和“种的繁衍”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一个妇女要生育八个十个孩子才能存活一两个，所以她必须在家专事生儿育女；男人在外抵御猛兽、对抗敌人、保卫家园、勇冒风险并从事极其艰苦繁重的劳动，因此他必须专事“主外”的职能。那时，妇女需要男人来保护，使她们免遭野兽或敌对部落的男人侵害，因此女人对男人依赖关系的形成曾经是自然的、无法选择的。而且男人在外冒险与对女人及儿童的保护职能也决不是男人的一厢情愿和争来的“特权” 。正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妇女走向劳动力市场后有了经济上的自主能力，有了脱离家庭樊笼的可能性，她们才提出了与男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合理要求。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使昔日“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失去了其持续的基础。继续把女人排除在男人领域之外，不仅是对妇女的不公正，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
“社会性别论”者们在谈及妇女的“性权利”时，也不应当忽视“性解放”的前提：如果人工干预生育的技术没有被发明出来，妇女如何把生育的重负与获得性快乐分离开来呢？在巴西的橡胶林被发现之前，避孕套和其他避孕手段都是子虚乌有，一个健康而有性活动的女人多半得一年怀孕一次，她怎能奢谈“生育自由”和“性快乐”呢？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生产力和产品消费者的双重需求，把女人从家庭的“次要”岗位上吸引出来，让她们接受教育和训练。20世纪初才有的科学避孕与节育技术，使历史上曾经必须而此时已成为“过时”的女性角色受到尖锐的挑战，继续坚持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已成为荒唐甚至反动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解放才成为可能实现的历史要求。如今，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社会实践的经验都已表明，只要妇女获得与男人同等的训练和机会，她们就能象男人那样参与一切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事务，只是在体力上可能不如男人而已。
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上，妇女要求获得与男人同样的责、权、利是完全正当的。然而，任何一种社会公正的实现从来不是自然而然、一帆风顺的，总是要通过前仆后继的斗争，这是进步与落后的斗争、科学与愚昧的斗争。妇女解放也不例外。这种斗争往往是由少数人率先发动和领导的，是艰苦卓绝的。因为历史上抗拒变革的力量总是那样强大而固执。其实，在妇女为争取社会公正、平等和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率先奋起的不仅是少数女性先锋，而且还有少数的男性勇士。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之初，首先挺身而出给予支持的是英国新教徒中的白人男性同胞。
至于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自始至终是由两性中的先知先觉者共同发起和参与的。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妇女和男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命运都是与经济、社会与文化、政治和变革进程密切相关的。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教育及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不仅制约着妇女的解放，同时也限制了男人的进步。建立在落后经济与封闭社会基础上的传统性别文化，犹如一副有着双重链条的枷锁，禁锢着女人也禁锢着男人。只有妇女和男人一道奋起砸碎传统性别文化的枷锁，才能达到妇女和男人的共同解放。妇女“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是不科学的、不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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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中国，妇女解放并不是走的西方女权主义那样的道路，即不是女权向男权的进攻，不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权力较量。唤起各个阶层的男人积极支持和参与妇女解放事业，才能使妇女解放真正成为两性解放即人性解放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对待婚姻与家庭的问题上，中国妇女也很难采纳西方女权主义的某些激进主张，因为婚姻原本可以被创造和建设成女人和男人和谐相处、平等分享的温馨港湾，而家庭可以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摇篮，父母有责任向孩子进行性别平等的角色示范。至于夫妻忠诚，绝不仅仅是对女人的贞洁要求，而且也是对男人的道德规范，是为保证夫妻性健康和婚姻幸福的起码条件。
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把妇女解放定为“国策”，就决不仅仅是妇女自己的事。在中国的国情下，像“社会性别论”者所鼓吹的那种以男人为普遍对立面的妇女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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