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抗议者正在呼唤新的社会哥伦比亚抗议( 三 ) _小知识

在雷西斯滕西亚港，到处都是被砸坏的交通灯和篝火的残骸。然而，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不富裕的卡利人仍然强调他们支持抗议活动，该市的大主教达里奥·蒙萨尔维（Monsignor Dario Monsalve）指出，对于卡利5万名“在传统上被排斥的”青年来说， “路障是他们在其领土上唯一的手段” ，好迫使国家倾听他们的声音。
亚历杭德罗·埃德尔（Alejandro Eder）是哥伦比亚最大的糖产业继承人之一，也是一位有抱负的政治家，他说：“你进入卡利的贫困地区，到处是无政府状态。”他非常了解他的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和平与和解项目中工作了多年，但我认为他的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在像雷西斯滕西亚港这样的地方，传统的秩序肯定已经被瓦解，它被奇怪的组织形式所取代，这些组织基本上不为外人所掌握，也不可能持久存在，但它仍然是一种秩序形式。雷西斯滕西亚港的秩序是由几十个非常年轻的男人和几个老得足以成为（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他们的母亲的女人来执行的。一个瘦小的女人抓住我的袖子，把我带到一间用作运动总部和社区厨房的房子里，那里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喝丰盛的汤作为午餐。当我们走近时，一个极其高大威猛的年轻人正躺在一张长椅上。“起来吧， ”我的向导告诉他， “和她谈谈” 。
我问他是否是发言人，他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回答说这是一个太有等级的术语，然后发表了一段非常混乱的论述，其中有不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新时代、第三世界和身份政治，我发现自己无法做笔记。但当然，这些讨论并不重要。他显然是一个聪明的大学生，和我在抗议活动中遇到的几乎所有年轻人一样，一直找不到工作，住在一个单亲家庭。（他说， “欢迎来到这个男人还没有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国家”）。一个旁听我们谈话的、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加入了军队，希望在出狱后能被雇用为保安或门卫，但他也从未找到过工作。他们两人都是二十三岁。
重点是，他们生活在一个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垃圾的社会中，社会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一夜之间，奇迹般地，在几乎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除了这个大个子年轻人可能从同样无知但危险的城市和农村游击队那里得到过些许指导），他们为自己组织了一个定制的世界，一个“每个失业的或受教育程度极低的孩子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在那里，多亏了邻居们的持续慷慨，所有人每天至少能吃上一顿好饭，也许还能有一些敲诈勒索的收入（也可能没有）。而且他们可以全天候地喊出他们对无情的统治者的厌恶，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可以获得自由。
尽管和平谈判代表亚历杭德罗·埃德尔（Alejandro Eder）对此做出了解释，但这位自称不是发言人的年轻人不愿谈及深夜的枪声，这让贫民区的人们无法入睡。他说：“在一些较贫穷的社区，小店主开始雇用年轻人在夜间看守他们的生意不受抢劫者抢劫。还有人（我认为他指的是游击队和毒品贩子）正在付钱给其他一些孩子，让他们进去破坏公物。所以这些孩子现在基本上是受雇的，一旦这些都完成了，我们将不得不进入解除武装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
埃德尔和其他谈到此地危机的观察者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不同的团体正在利用真正的叛乱，包括左翼国家解放军的游击队；来自FARC的异见人士（该组织已于2016年解散）；有人称之为“推动基于仇恨的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政客”(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指前总统乌里韦)；各种装备精良的贩毒团伙；以及居住在城市高档地区的前准军事组织领导人。此外，还有那些坐在有色人种和无业游民金字塔顶端的保守白人，他们支持杜克破坏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这些协议的破裂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暴力，因为幻想破灭的复员游击队加入了现在困扰卡利周围农村的帮派。
此外，美国从1973年开始在拉丁美洲推行毒品战争，并一直持续到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三个主要人物基本上控制了对美国的可卡因出口，并控制了随之而来的暴力：麦德林市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和卡利的罗德里格斯·奥雷胡拉（Rodríguez Orejuela）兄弟。在美国的协助下，埃斯科瓦尔于1993年被杀。在华盛顿的压力下，奥瑞厄拉兄弟在十年后被引渡到美国。结果，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更加凶残和无法控制的贩毒团伙正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他们相互厮杀，与游击队对抗，并寻求在卡利增加自己的立足点。他们也要为暗夜中的枪声负责。

哥伦比亚抗议者正在呼唤新的社会 哥伦比亚 抗议(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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