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余华新小说《文城》的线下活动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城》上市两个月后余华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自开启预售以来,《文城》以首印50万册、预售当天即加印10万册的成绩登顶各大图书畅销榜,同时也引来许多讨论。现场和余华对话的有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作家孙频,以及青年新锐作家陈春成、作家梁空、B站“百大UP主”智能路障。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也从各自的视角,从多样的维度打开《文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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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杨庆祥、陈春成对谈
《文城》是余华的第六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人和他一生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和一个汹涌的年代。主人公林祥福从北方一路南下,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从而引出一段动荡年代中,普通人在命运的浪涛里艰难选择和生存的故事。谈起《文城》的写作契机,余华说:“是一个错误的契机,大概1998年的时候,二十世纪快要过去了,我想写《活着》以前的故事,因为《活着》是从四十年代开始写的。我们这代作家有种挥之不去的抱负,总是想写够一百年的故事,哪怕不是在一部作品里写完,也要分成几部作品写完。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写作,写了20多万字以后感觉到往下写越来越困难,就马上停下来。《兄弟》出版以后又重新写,《第七天》出版以后又重新写,一直到去年疫情,才最后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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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书影
所有故事都与“文城”有关新书上市后,“文城”这个书名是读者们最初讨论的焦点。
余华透露,其实作品最初名为《南方往事》,但自己一直不满意。而更名为“文城”,则是来自妻子的建议,他听了之后便觉得十分合适。“我当时选择‘文城’这个书名,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是不存在的。” 余华补充道,“它是一个开放的书名,但所有故事都跟它有关。”
关于这个标题,对谈嘉宾杨庆祥说:“文城本来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最后林祥福去找,找到了溪镇,溪镇实际上是文城现实的变异版或者低阶版。卡尔维诺说佐贝伊德城是关于男人的欲望和现代资本主义的隐喻,《文城》是关于信、义、爱的隐喻。而信、义、爱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所以溪镇是低阶版的、变异的一个文城,这两者之间构成互相的呼应、互文和镜像。在这个意义上文城可以变成像卡尔维诺佐贝伊德城那样的,可以被不停解读的城市的象征。”杨庆祥说。
虽然放弃了“南方往事”这个标题,但是余华的故事中仍然有着鲜明的对于地域的指涉,余华说:“当年还是绿皮火车的时代,我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在浙江居住的时间,以前回家的时候经常要坐一夜的火车,尤其季节变换的时候,从北到南广袤的大地,你看着原野从北方的草木枯黄到南方的郁郁葱葱,这种感受还是比较深刻的。另外我当年刚到北京的时候,1988年我们鲁迅文学院周边全是农田,后来我住在玉泉路,也都是荒地,我就看着它一点点的变化。所以我对南北地理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是有切身感受的,现在再坐高铁没有这样的感受了,因为都是楼房。”
杨庆祥补充道,余华的写作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格,他前期的写作基本上没有过长江,基本都是写长江以南的风土、人情,“包括这次《文城》的开篇写溪镇的风景,这也是余华非常得心应手的内容题材或者一个地理区域。他早期的作品,《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是在南方的地域里面建构一个故事的空间,让我们陶醉在里面。但是这次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他由南入北,把黄河以北的风土、人情、人们生命存在的样态也放到这部小说的框架里面来,所以《文城》里面有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个是小美由南入北,另外一个是林祥福由北入南,两种文化在溪镇交汇,生成一种生命的、信、义、爱的乌托邦的信念。”
杨庆祥也认为,《文城》是非常有立体、多维度的小说,除了地域也有许多解读角度:“现在是全媒体时代,大家很愿意看意见、看观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意见和观点很容易过时,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和原创性故事不会过时。当然这里有争论,比如萨义德认为意见比故事重要,所以他写很多小说,但是从来不发表,他认为意见比小说重要。但是余华这本小说回应了萨义德的观点,原创性的故事和小说要重要得多,因为它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过时。而小说和故事的魅力也在于生命本身的魅力。所以我读余华这本小说的时候感觉到一股气息,这个气息和生命本身的呼吸是一致的,我认为这是衡量一个小说和一个故事能否流传下去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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