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清平乐下不清平：仁宗朝的重臣韩琦，终究是负了仁宗，负了大宋！( 三 ) 赵祯|赵曙|王安石

但问题就在于，他得到了宰相韩琦的支持。
治平元年五月、治平二年四月，韩琦先后两次主动提出这个礼法的问题，支持赵曙将生父赵允让称为“皇考” ，由此引发了百官们之间的争论，使得庙堂之上迅速分成了两派，历时十八个月之久，才以韩琦为首的实权派获胜，史称“濮议之争” 。
当然，我们是无法去评论韩琦的对与错，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将韩琦此举看成是他对封建守旧那一套的蔑视，毕竟是参与过庆历新政的人，敢于挑战世俗的礼教，敢于对已经成型的理学发起进攻。
但当我们代入到那个环境，就会发现，韩琦的做法对得起大宋的新官家赵曙，却负了那位视他为重臣，心腹之臣的仁宗赵祯。
宋朝濮议之争的背后，是务实派和伦理派之争
3、负了大宋
韩琦这一生充满了精彩，少年得志，意气风发，面对大宋的“三冗”问题他是深痛于心，所以他参与庆历新政，甚至不惜丢官，敢直言强权，不为别的，只求大宋能够强大、安康。
尽管新政失败，但韩琦的形象已经在大宋文人之间树立起来了。
然而，这样一位不畏强权，又敢直言，心系大宋的韩琦，竟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上书公然反对王安石变法，无论青苗，亦或者是免役、市易等法都在他的反对之中，这和他年青时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乞尽罢提举官，第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宋史.食货四》

事实上，宋朝的“三冗”在神宗朝已经到了必须要变的地步，沉重的财政重担已经压得大宋直不起腰。
无论是对辽、夏的岁贡，还是大宋官僚体系的俸禄支出，亦或者是军费、社会公益等，财政已经处于几近崩溃的边缘，社会危机已经到了燃爆点，这都是现实问题。
熙宁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
韩琦知不知道大宋的现状？知不知道新法的缺点在哪里？作为庆历新政的重要经历者和参与者，他当然知道，也清楚朝廷应该如何去做。

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钱，使民出利；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迨置市易务，而小商细民，无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监司督责以刻为明。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

可惜的是，他既对王安石的变法条款的不足之处有了认识，却没有选择和王安石精诚合作，而是一味的反对变法，赌气之下外放地方。
这种行为在事实上已经违背了士大夫“天下为公”的治国理念，在今天看来，有负于大宋。
汪郎以为，王安石变法属于天才之创，但王安石本人十分激进，在用人上难免有些失误，如果他能够得到韩琦的支持和建议，也许此次变法真的能够改变宋朝的命运。
毕竟老成持国，韩琦的从政经验和威望放在那里，文人的圈子、军方的人脉，这都是变法能够得到有力贯彻的资源，可惜了！
《流民图》，宋朝守旧派攻击王安石的武器
汪郎说：
熙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075年8月8日），韩琦与世长逝，享年六十八岁。
他死后，赵顼不仅罢朝三日，痛哭不止，还为他竖了一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墓碑，赐谥号“忠献” ，又配享英宗庙庭，享受着赵家世代香火。
这是皇权对他的盖棺定论。
但汪郎想说的是，韩琦的功绩基本上是在仁宗赵祯朝建立的，到最后却配享在英宗赵曙的庙堂，主要在于他做了有负于仁宗的举动，获得了英宗、神宗父子的认可， “功茂者赏惟其称，德厚者报不可忘。 ”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