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财经」“逆全球化”的沙盘推演：雷声大雨点小( 二 ) 疫情背后是全球“低增长高动荡”模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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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造业在经济中极端重要的“乘数效应” ，根据机械及联合产品研究所（MAPI）的测算，制造业领域1美元产值会带动其他领域3.6美元的产出，制造业领域新增1份就业会带动其他领域3.4份就业。这种跨国企业驱动的美国制造业“空心化” ，造成了美国工薪阶层收入改善的乏力，中产阶层的萎缩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从工资和生产率走势看， 1948年至1973年间，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基本保持了一致；但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年中，美国生产率在提高了77%的同时，工薪阶层工资仅有12.4%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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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也由世界银行所绘制的“大象曲线”所展示：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使得跨国企业高管、华尔街银行家等全球财富占比前1%的富人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原全球财富占比10%~25%的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快速萎缩。相应地，曾一度发达的美国汽车、钢铁等制造业中心——匹兹堡、底特律、代顿市、克利夫兰沦为失业率、破产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铁锈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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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粹力量上升和各国制造业成本“此消彼长”制约了全球化进程
这种因用工成本差异驱动的跨国企业制造业转移，将从两个方面对全球化的势头造成削弱：
一方面，就发达国家而言，贫富分化的加大，使得发达国家社会各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全球化过程中攫取的巨额利润，使得上流阶层愈发坚持对该进程的推动；而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被遗弃的工薪阶层，则愈来愈抗拒全球化。这种利益引发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这造成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崛起，特朗普2016年大选得以胜选的关键因素是其反全球化的主张使其拿下几乎所有“铁锈地带”的“摇摆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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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美国工薪阶层处境委过于发展中国家，呼吁制定贸易政策以限制跨国企业，也是日渐崛起的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民主党激进派的核心主张。欧洲发达经济体在2016年之后也追随了这一趋势，表现为：英国约翰逊、法国勒庞的国民联盟、德国另类选择党等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的相继崛起。反映欧元区主要国家民粹政党支持率的“民粹指数” ，自2019年底以来已经突破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时的历史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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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伴随产业转移过程中，经济快速增长下，劳动力、租金等成本的上升，以及人口老龄化和相关领域的“行政成本”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成本也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步上升。根据牛津大学研究，就制造业单位产出所对应的成本看， 2003年中国相关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31.90% ， 2012年上升至79.08% ， 2017年已上升至90.56% 。
同时，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预测， 2025年，机器人系统的价格将降至10万美元，而系统性能将以每年5%的速度提升，制造业25%的工作会走向自动化，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节省人力成本比重的均值是16% ，韩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省得最多。这种全球化后期各国制造业成本的“此消彼长” ，也将促使部分制造业企业回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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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疫情暴露了全球化下产业链分隔的弊端，使“供应链回流”等主张成为“先见之明”
【「晨财经」“逆全球化”的沙盘推演：雷声大雨点小】本次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物流链的中断，将全球化造成的产业链各环节分隔的弊端充分暴露。